中國既不要天真到對各國之間的戰略接近不予關注，但也不必對某些“牽制中國”之舉過分敏感
8月22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印度國會發表演講時，宣稱以“擁有自由、民主、人權等共同價值觀”為基礎，期望聯合織就一個包括日本、印度、美國和澳大利亞在內的“大亞洲”。
此外，最近美日印澳四國在安全和戰略領域里的互動頻密，9月初，四國將在孟加拉灣舉行聯合軍演。許多評論都認為，這是四國有意組建一個所謂針對中國的戰略與安全聯盟。筆者認為需要一分為二地看待這一問題，而不是一味強調“針對中國”。
日印美靠近各有所需
其實，有關日印接近的話題，在去年年底就已經成為媒體的焦點。
當時，印度總理辛格對日本展開為期四天的訪問，不僅受到日本方面的高規格接待，也引發中國媒體密切關注，其原因不言自明：日印這兩個除中國之外的另兩個亞洲大國的戰略接近，自然會令中國感到不安；尤其是日印接近是否隱藏著潛在牽制中國的動機和因素，就更值得探討。
從當時的情況就可看出，在日本和印度方面對此次訪問的期望可謂各有側重，印度渴望獲得日本的經濟合作，并尋求日本對美印核能合作的支持；而日本則更希望把重點放在加強日印外交和安全合作上，把印度拉入美日澳戰略對話圈。
在此之前，在華盛頓和新德里之間一度傳出雙方有意建立“亞洲北約”以牽制中國的說法，后來雖不了了之，但美印合作一直成為令中國輿論關注的焦點之一。
無論是美印還是日印合作，其一方面是有關國家間的雙邊合作，另一方面則間接涉及中國。原因很簡單：正在崛起的中國是上述國家密切關注的對象；作為中國在全球層面的潛在對手，美國希望加強與日本和印度的關系；而同為亞洲大國的日印，則既希望加強與美國的關系，同時也加強日印之間的合作。辛格訪日后半年來，不但日印之間的聯系在加強，而且美日印澳四國的各種戰略合作也有所強化。
從安倍、麻生以及日本新任防務大臣小池百合子最近的動作來看，人們確實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日本試圖在尋求美國、印度和澳洲對于牽制中國的支持。由于中日兩國的態勢日益復雜，日本出于其自身的利益，正在試圖聯合國際上的一些力量悄悄地牽制和圍堵一個崛起的中國。無論從日本不斷游說歐洲國家不要解除對華軍售禁令，還是由麻生繪制的“自由與繁榮之弧”，人們都可以明顯看出這一點。
多邊外交不等于多邊聯盟
問題在于，各國都有各自的利益，再加上國際格局已經進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后冷戰時代”，日本的這一戰略意圖實際成功的概率極低。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今年8月9日，當小池百合子向美國國務卿賴斯提出加強上述四國的安全合作時，賴斯的即刻反應是：這一合作有可能引起中國的不安和反彈。可見，即便是美國對日本的意圖也未必完全贊同。
從賴斯的反應來看，美國顯然不愿意在雖與中國有復雜戰略格局，但也存在千絲萬縷戰略合作的情況下，進入一個與中國直接對抗的狀態。中美關系的復雜性人所皆知，但中美關系的奧妙和境界也就在于，雙方不但已經認識到關系的復雜，而且正以“利益攸關方”的思維重新定位、整合和指導雙邊關系的發展。
同樣，印度雖與中國存在種種恩怨和競爭情結，但就目前而言，印度也視21世紀初期為其發展和崛起的黃金時期；而且中國對印度的貿易地位遠勝于日本對印度的貿易地位。正是出于這一原因，印度近年調整了其對華政策，“中國威脅論”大幅降溫，而且兩國在邊界問題上也開啟了一種嶄新的思維模式。
當然，在“后冷戰時代”，無論是美國、俄羅斯還是日本似乎都在接近和拉攏印度，因此印度外交處于一個游刃有余的有利位置，印度也需要這么一種在大國間相對平衡的態勢；但印度出于自身國家戰略的考慮，最終不會陷入冷戰模式的戰略同盟關系。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澳大利亞身上。
與此同時，即便就日印關系本身而言，也并非一馬平川，晴空萬里。以印度非常希望的民用核技術合作而言，去年12月辛格訪日時就已滿懷希望，此次印度又再次希望日本提供支持，但仍遭到安倍拒絕。由此可見，日本希望潛在牽制中國是一回事，但由于各國自身利益的考量，最后能否達成這一目的則又是另一回事。
策略上關注，戰略上自信
對中國而言，到底如何認識和評估這一現象？
應該承認，在“后冷戰時代”，各大國之間的合縱連橫較冷戰時期更為頻密；其特征每每是合作和潛在對抗兼而有之。伊拉克戰爭后，法國總統希拉克訪華時，明確提出要聯合中國“平衡美國的全球影響”，后被中國以巧妙的藝術予以化解。但中法接近乃至后來的中歐戰略接近，對美國而言一直是如芒在背。近年中國的影響力延伸到非洲和拉丁美洲，也引起美歐的高度關注。
但問題的巧妙在于：無論中歐如何接近，雙方都不會以直接針對美國為目的，而且都會分別與美國發展雙邊關系。從國際秩序民主化的角度看，這是有益的。正如中歐、中非的接近不會對美國構成實質影響，美國與其他國家的以中國為潛在目標的接近，也不會對中國構成實質影響。
當然，這是就宏觀、長遠的戰略格局而言。就微觀、短期的戰術層面而言，一些國家之間以中國為潛在目標的接近，可能會在政策層面上對中國構成一些影響。以美歐關系為例，去年上半年開始，美歐之間加強了亞洲政策，其中尤其是對華政策的協調，這不但在相當程度上對美中歐三角關系構成影響，而且還實際體現在歐美協調解除對華軍售禁令、加強對中國能源需求評估和出臺有關政策方面。
另外，近年的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歐盟原來將中國作為其在亞洲國家的主要戰略合作伙伴，但近年隨著中國崛起勢頭的日益明顯，歐盟也漸趨展開與印度、日本甚至蒙古的合作，希望以此平衡中國的影響。
因此，對于包括日印在內的有關國家的接近，中國方面一方面須在策略層面予以密切關注，尤其是注意其政策協調的情況；但從宏觀格局上，這些所謂的合縱連橫不會對中國構成實質影響。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發展的中國既不要天真到對各有關國家的戰略接近不予關注，但也不必過分敏感，而是以一種開放、多元的心態與各國交往，尤其注意從“后冷戰時代”的特點出發，以合作雙贏和利益綁實多邊外交的基礎。(邱震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