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建軍80周年前夕，記者帶著有關黨與軍隊關系方面的問題，訪問了全國黨史學會副會長、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教授。
記者：紀念建軍80周年和迎接黨的十七大召開，在全國全軍掀起了學習黨史、軍史熱。不了解歷史，就無法正確認識我軍聽黨指揮、服務人民、英勇善戰的優良傳統。追根溯源，深刻理解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軍魂”，是否應當從我軍是從哪里來的談起？
石仲泉：“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在我們國家，黨史和軍史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武裝斗爭是我們黨領導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人在黑暗中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當時，我們黨只有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可資借鑒。怎樣以武裝的革命來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在當時首先考慮的仍是城市武裝暴動。八一南昌起義是我們黨獨立掌握自己武裝力量的開端，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同時也揭開了十年土地革命戰爭的序幕，標志著我們黨獨立領導的人民軍隊的正式誕生。當時還不可能認識到城市武裝起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因而也沒認識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是中國革命唯一正確的道路。毛澤東同志領導的秋收起義隊伍，最初也是打長沙，只是沒有打下來才轉向井岡山的，并非一開始就決定到農村去的。直至1927年底廣州起義失敗，這時已經歷了多次城市武裝起義的失敗，中央才決定暫時不發動城市武裝起義。毛澤東同志是通過在井岡山開辟革命根據地的長期實踐，才逐漸探索出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
確定8月1日為建軍節，是在1933年6月底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取得勝利，并正在準備第五次反“圍剿”之前。這時是我們黨領導的中華蘇維埃革命政權和紅軍的鼎盛時期，當時全國有13塊紅色根據地，總面積40多萬平方公里，相當于今天四個江蘇省，人口3000多萬，紅軍有30多萬。為了準備迎擊敵人發動的比前幾次更瘋狂的第五次“圍剿”，需要展現紅軍的力量，鼓舞革命士氣，故中革軍委在當年6月30日作出決定，蘇維埃中央政府7月11日批準，在8月1日舉行閱兵式，隆重紀念第一個建軍節。歷史事實表明，在我國，是先有黨后有人民軍隊，從一開始我軍就是黨締造和指揮的。
記者：毛澤東同志早就生動形象、言簡意賅地指出過：“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同時，毛澤東同志還有句名言：“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他指出：“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八路軍在華北就造了一個大黨”，“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桿子造出來的”。回顧80年的我軍成長史，應當怎樣正確認識黨與軍隊的關系呢？
石仲泉：“黨指揮槍”與“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并不矛盾。“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是從“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的戰略前提分析下得出的科學結論。毛澤東同志曾深刻論述過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情不同，也指明了中國革命與俄國十月革命的特點不同，他說：“中國的特點是：不是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而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在內部沒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壓迫；在外部沒有民族獨立，而受帝國主義壓迫。因此，無議會可以利用，無組織工人舉行罷工的合法權利。在這里，共產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合法斗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正是從抓武裝這個意義上，毛澤東同志說我們黨要拜孫中山為師，也要拜蔣介石為師。
在中國，我們黨是靠武裝斗爭發展壯大的，是靠槍桿子打出天下的。毛澤東同志一再告誡共產黨員在兵權問題上決不能患幼稚病，上反動派欺騙和恐嚇的老當。同時，他又明確強調：“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決不能爭，再也不要學張國燾)，但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內在黨與軍隊的關系上遇到的最大一次危險，就是紅軍在長征途中張國燾另立中央、分裂紅軍。這種“以槍指揮黨”、擺脫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倒行逆施，給革命造成了慘重損失，我們必須永遠記取這一歷史教訓。
記者：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重要性，在革命戰爭年代自不待言，為什么到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依然要強調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石仲泉：回顧建軍80年的歷史，以武裝斗爭為主要形式的革命戰爭年代僅22年，其余58年均屬和平建設時期，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貫穿80年始終。這是中國特色人民軍隊的一個鮮明特征。為什么這樣講？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成為執政黨，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體制，這絲毫不影響繼續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因為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革命政黨，既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先鋒隊。黨的領導與軍隊的根本利益、與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不存在對立的矛盾。既然如此，黨執掌全國政權后，牢牢掌控國家政權的主要成分——軍隊、武警等人民武裝力量，為建設社會主義、鞏固國防、防御外敵入侵及內部顛覆盡其神圣職責，這既是歷史的延續，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毫無疑問，黨的絕對領導，也必須在國家憲法法律的范圍內實施對軍隊的正確領導，這與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并不矛盾。
記者：這不僅是個理論問題，更是個實踐問題。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體現在我軍長期貫徹執行的一系列完整、成熟、具體的根本制度中。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為適應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不斷健全和完善黨對軍隊的領導體制和機制，做了大量切實有效的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石仲泉：是的。這充分說明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體制完全符合我國國情。然而，有的人以西方國家“三權分立”、議會民主的國家體制作為參照系，盲目照搬并鼓吹“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軍隊國家化”等，把黨對軍隊絕對領導與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對立起來、割裂開來。這顯然是脫離了中國的國情和現狀。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領導國家，當然要領導軍隊。這是以往的歷史形成的，也是目前的國情決定的，不是由誰的主觀愿望想怎么樣就能怎么樣的。在我們國家，怎么能將軍隊同黨、黨同國家分割開來、對立起來呢？軍隊從來就是執行政治任務的工具，怎么能“非政治化”呢？顯然這是有悖常理的。誰都明白，“軍隊國家化”等口號只是一種形式。不同的國家對軍隊的領導和管理可以表現為不同的形式，這不同的形式都由是否符合各自的國情來決定。西方國家實行政黨輪流更替的制度，但無論怎樣更替，其本質都是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掩蓋不住軍隊仍然是資產階級專政工具的實質。在中國，既然不適合搞什么“兩黨制”，那么鼓吹“軍隊國家化”等，如果不是書呆子的天真幼稚，就是政治上另有所圖。歷史經驗和現實需要都告訴我們，唯有加強并不斷改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才能夠筑牢執政黨建設的根基，才是國家的最大利益所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長治久安。
記者：蘇東劇變的重要原因，不正是由于黨放棄了對軍隊的領導權嗎？
石仲泉：要警鐘長鳴呀！在加強黨對軍隊絕對領導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絲毫不能有任何的動搖和削弱。從總結建軍80年歷史經驗的角度，我考慮有四點尤須高度重視：一是任何時候軍隊都要聽黨指揮，做黨的忠誠戰士；二是牢記我軍宗旨，當好黨與群眾聯系的“橋梁”，永遠做人民子弟兵；三是堅持講團結，講和諧，加強軍政軍民團結和軍隊內部團結；四是隨時做好打贏信息化條件下戰爭的各種準備，出色完成時代賦予人民軍隊的崇高使命。(羅小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