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原局長鄭筱萸10日上午在北京被執行死刑。(《檢察日報》7月11日)
在鄭筱萸案件進入二審程序時，有多名法學專家都曾認為，該案二審改判可能性很小，或可打破省部級貪官認罪從寬慣例。因此，鄭筱萸10日終被處決，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
在司法實踐中，有很多貪官涉案數額動輒高達數百萬元甚至數千萬元，情節又特別惡劣，卻總能逃脫一死。法院對省部級高官腐敗案件的判決，似乎正逐漸形成了輕處罰的模式，“坦白、認罪、退贓”即可免死。一些“按律當斬”的貪官，都依這樣的慣例給“放生”了。
事實上，貪官的“坦白、認罪”也好，積極“退贓”也罷，本身就有大可懷疑之處。比如，很多“主動坦白”的貪官，他們卻往往擁有“來源不明”的巨額財產。這些財產顯然是他們通過見不得人的手段，貪污受賄得來的，如果真的是“坦白”的話，就應該把家里的財產是怎么搜刮來的也說個明白。坐擁“來源不明”的巨額財產，仍被視為“坦白交待”，當真是匪夷所思了。再如，貪官們案發后贓款贓物，往往都是“全部退清”，難道他們真的像守財奴葛朗臺那樣，守著贓款舍不得花，專等司法機關來“全部追繳”嗎？在馬德、韓桂芝、田鳳山的腐敗串案中，就曾出現過這么一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數學問題”：馬德受賄的贓款據說“全部退清”了，但當年曾經不主張任用馬德的韓桂芝，一把收下了馬德所送的80萬元；田鳳山共收受賄賂17筆，其中也包括馬德的賄賂10萬元——既然馬德“賣官”所得已如數退贓，那他用于“買官”的至少90萬元“赤字”，又是從何而來？
而且，根據法律規定，所謂的“坦白、認罪、退贓”，在量刑時只是酌定情節而不是法定情節，審判機關不能以此為由對貪官“法外開恩”。我們再分析一下鄭筱萸上訴請求北京市高院“免其一死”的三條理由：其一是自己在中紀委“雙規”期間，主動坦白交代了有關部門還沒有掌握的300多萬元受賄款，符合“坦白從寬”政策；其二是認罪態度好，積極主動配合有關部門對案件進行調查，屬于“認罪服法”；其三是贓款、贓物已全部退繳——這恐怕一條都站不住腳！
正如一位反腐敗專家此前所分析的，倘若鄭筱萸真的成為“坦白也不能從寬處理”的“第一個”省部級腐敗官員，無疑體現了審判機關的“勇氣和智慧”。鄭筱萸受賄和瀆職的危害后果極其嚴重，對鄭筱萸案的判決，充分體現了法律公平正義的精神，充分體現了黨和政府堅定不移懲治腐敗分子的堅強決心。希望鄭筱萸案的判決，對其他腐敗案件的審理能起到示范作用。(王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