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可以燎原”。80年前的南昌起義，開啟了中國近代史上我們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的嶄新篇章。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創造性地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在紀念建軍80周年之際，回顧我軍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光輝歷程，越發使我們深刻地認識到：武裝奪取政權，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中國革命的必由之路和唯一選擇。
武裝奪取政權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必然產物
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結論，不能離開一定的時間、地點和條件。我們認識武裝斗爭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背景。
武裝奪取政權思想的直接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與革命的學說。馬克思、恩格斯從唯物史觀出發，深刻分析了當時資本主義發展的固有矛盾，認為暴力革命是由國家性質和統治階級的本性決定的，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方式必須堅持暴力革命，同時也絕不放棄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方式進行斗爭。列寧也指出，革命就是戰爭，歷史上沒有一個階級斗爭的問題不是用暴力來解決的。馬克思主義關于暴力革命和武裝奪取政權的學說，不僅適合當時的資本主義工業國，而且適用于中國這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
中國是一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社會歷史的國家。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封建帝制，創立了中華民國，但由于民族資產階級太軟弱，使得革命果實被袁世凱等封建軍閥所篡奪。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并沒有削弱，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人民遭受屈辱壓榨的情況并沒有改變。1926年開始的北伐戰爭，由于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和汪精衛公開叛變革命，遭到徹底失敗。此后，以國民黨反動集團為代表的大資產階級，已經轉到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反革命營壘，逐步建立起以帝國主義為靠山、以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聯盟為社會基礎的新軍閥統治。中國社會的這一狀況，就“規定了中國革命斗爭的主要形式是武裝斗爭”。因為在中國，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統治者，絕不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他們必然會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國家機器，殘酷鎮壓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反抗和斗爭，維護其既得利益。無產階級和勞苦大眾只有拿起槍桿子，以暴力推翻反動階級的統治，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才能徹底獲得解放。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那樣：“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
當然，在中國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又有其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特殊性。在資本主義國家，革命的主要對象是資產階級，革命的領導者和主要力量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有力量首先通過武裝起義奪取中心城市。而在中國，由于無產階級力量不強，不具備首先奪取城市的條件，而是應當首先在敵人統治最薄弱的農村進行武裝斗爭，特別是在各省交界處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在農村集聚力量，以農村包圍城市，逐步發展壯大，最后奪取城市，取得全國政權。這樣，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就不僅為中國革命找到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而且也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
武裝奪取政權是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偉大革命唯一的正確道路
南昌起義以前，中國革命的形勢已經發生了若干嚴重的不利于革命的變化。當時中國的社會制度雖然處在一個劇烈動蕩和變化的過程中，但它仍然沒有改變中國的社會性質。那時中國人民的敵人——帝國主義和依附于帝國主義的國內反動派，正在進行新的勾結，他們正在向革命勢力和人民群眾進行最殘酷的反撲和進攻。這種情況充分表明，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里，對外受帝國主義的操縱，沒有民族獨立；對內受反動勢力的壓迫，沒有民主權利，無議會可以利用，無組織工人罷工的合法權利。處于這樣重重壓迫之下的中國人民必須拿起槍桿子，建立和掌握自己的武裝力量，義無反顧地進行革命的武裝斗爭，舍此別無他途。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中國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須是武裝的”。
從當時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看，建立革命武裝、舉行武裝起義是人民群眾的自覺要求。這是中國當時進行武裝斗爭的客觀必然性和現實可能性。任何革命本身都意味著深刻的政治危機與經濟危機，所以革命的爆發往往是社會發生危機的結果。當時中國的廣大人民群眾不堪忍受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和壓迫，紛紛通過各種形式組織起來進行斗爭和反抗。南昌起義以前，中國的工農群眾就已經行動起來，普遍地要求掌握武裝。他們跑到各地工會和農民協會去要槍要手榴彈，自發地組織了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隊。這足以說明他們已懂得：在殘暴到極點的敵人面前，離開了武裝，就不可能有人民的民主權利；自己如果沒有武裝，也就沒有一切。
把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建立根據地緊密結合起來，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具體國情出發開展武裝斗爭的顯著特點。中國的革命問題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中國的革命戰爭實質上也就是農民戰爭。領導革命的無產階級一時一刻也不能脫離廣大的農民同盟軍。這是因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農民占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而且深受壓迫和剝削，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軍。而工人階級人數很少，因而無產階級必須深入農村，發動和武裝農民，建立農村革命政權，開展土地革命，才能建立起革命力量的深厚社會基礎，最后奪取全國勝利。中國革命的實踐證明，把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建立根據地有機結合起來，對于開展武裝斗爭特別是鞏固和發展武裝起義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也是我們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領導農民武裝起義的基本經驗。
中國革命采取武裝奪取政權的形式，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道路。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的“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國家”，敵人的力量異常強大，且國民黨統治力量主要集中在各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這一特殊國情就決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工農群眾舉行武裝起義，絕不能仿效國民革命軍在北伐中所采取的長驅直入、靠打硬仗奪取敵人控制的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戰略方針。在武裝起義勝利后，既不能一味向城市進攻，迷戀占領城市，也不能東流西竄，搞流寇主義。唯一正確的辦法是向遠離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農村進攻，尋求立足點，建立根據地，實行工農武裝割據，以保存起義武裝，鞏固和發展武裝起義的成果。這就決定了中國革命的武裝斗爭必然要從農村入手，由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取得全國政權。
在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我們黨正是在逐步克服以城市斗爭為中心、企求速戰速勝的“左”傾錯誤后，才全面將工作重心轉入農村，以武裝斗爭在農村開辟革命根據地，形成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中若干小塊紅色政權存在和發展的工農武裝割據的局面。經過22年艱苦卓絕的武裝斗爭，終于打敗擁有優勢裝備、異常兇殘的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最后贏得奪取全國政權的偉大勝利。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雄辯地證明，“在中國，離開了武裝斗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
建設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是有效履行新的歷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80年彈指而過，人民解放軍已經從革命戰爭時期在黨領導下為奪取全國政權而進行武裝斗爭的重要力量，成為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強柱石、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鋼鐵長城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重要力量。如果說，在革命戰爭年代，“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今天，鞏固來之不易的人民政權，完成黨的執政使命，同樣離不開“槍桿子”。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對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至關重要，須臾不可削弱或動搖。
進入新世紀新階段，胡主席全面分析時代發展的要求和我國安全形勢的變化，提出了“三個提供、一個發揮”的歷史使命，指明了新的歷史條件下軍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的歷史使命進一步拓展了我軍的職能,明確了國防和軍隊建設的發展目標，提高了軍事斗爭準備的標準，體現了黨的歷史任務對我軍建設的新要求。建設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有效履行新世紀新階段我軍歷史使命，是建立鞏固的國防、維護國家安全統一和領土完整的戰略需要，是在國際局勢復雜多變的大背景下，提升國家戰略能力的內在要求。只有始終堅持聽黨指揮、服務人民、英勇善戰的優良傳統，在國防和軍隊建設中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不斷提高應對危機、維護和平，遏制戰爭、打贏戰爭的能力，才能出色地完成黨和人民賦予的各項任務，履行好新世紀新階段歷史使命，續寫人民軍隊輝煌歷史的新篇章。 (戴維民 王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