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看過一期央視“大家”節目，采訪對象是著名哲學教授任繼愈先生，任繼老提出仿效舊時科舉形式，設立“國家博士”選拔制度，這可是具有突破性的重大提議。
任繼老提議具體如下：“國家博士”由國家主席主考，初試統考文史哲政法等社會人文基礎學科，復試按各專業分科，面試再以各學科尖端前沿為內容，層層淘汰，嚴格篩選，最終過關者獲“國家博士”資格，但只給榮譽不授實職，獲銜者仍須自謀出路自找職業。最重要的一點是，報考國家博士不設任何門檻，仿效舊時科舉“投牒自應”，初中、高中、大學、碩士、博士等任何學歷均可報考，以收大面積發現人才及鼓勵自學成才之效。
就考試內容設置而言，任繼老強調一定得以人文為基礎，強調寬口徑寬基礎，反對現行過早分科的高中教育模式。他認為目前大中學生的知識基礎過細過窄，乃是上世紀50年代學蘇聯的“專科化”，屬細高竹竿型，適應面逼仄狹促，稍一挪窩兒便“一窮二白”要傾倒。記得錢學森先生也說過：“21世紀的全才并不否定專家，只是這位全才，大約只需要一個星期的學習和鍛煉就可以從一個專業轉入另一個不同的專業。”因此，錢學老認為符合21世紀要求的“大成智慧學碩士”，須掌握理、工、文、藝及信息網絡與計算機處理。錢學老認為幼時其父讓他學習理科的同時兼修美術音樂，對他后來的科學研究意義重大，助他開拓了新思維。
任繼老最近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現在最缺的是歷史教育，我們在罵日本人的時候說不要忘記歷史，可我們自己卻在忘，我很擔心。南京的學生就不知道南京大屠殺的地點在哪里，也不知道九一八事變發生在什么地方。”他還看到更深層的文科危機：“哲學就很薄弱，文學也不是太繁榮，沒有代表時代的作品。寫當時時代特色的，像茅盾《子夜》那樣的書也沒有。”為此，他認為“國家博士”以人文學科為基礎，將具有相當的“指揮”效應。
任繼老還認為中國擁有三四億青少年，不可能沒有青年俊才，只是目前沒有給他們得以脫穎而出的通道。尤其當今教育體制，過于強調統一性，只能收獲大量規格整齊的中等人才，無法得到靈異秀敏的尖端性人才。不久前，溫總理談到錢學森先生的擔心：“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到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溫總理還在國務院教育座談會上說：“學生在增多，學校規模也在擴大，但是如何培養更多的杰出人才？這是我非常焦慮的一個問題。”
筆者以為，任繼老提出設立“國家博士”的建議，恰是一項具體應對之策，專門給偏才奇才開通一條便捷之道，使他們及時得到社會承認與國家關注，及時到達最適合他們的社會職崗，使他們的“光”和“熱”最有效地服務于國家。
人盡其才是需要具體保障措施的，即需要綜合措施予以保駕護航專程落實。筆者深感如何使青年俊才突破人際重圍，實在不是一則輕松的話題，無論歷史積負、制度設置與人性弱點，都成為“人才突圍”的重重關山。然而，無論如何，鼓勵與發現青年俊才的社會實現度，實在是一個社會的重大文明刻線，也是我們參與全球競爭必須完成的“時代任務”。別忘了，歐美各國可是早就通過獎學金在網羅各國青年俊才。
如果我們只能讓大量潛在的人才自生自滅，或只能于晚年才獲得“遲到的承認”，自然不僅僅是青年俊才的個人損失，而且是我們全社會的損失。在相當程度上，教育改革比醫改、房改更難更艱巨，可逆性更小，一刀下去便影響整整一代人，但既然已看到大一統教育模式所存在的缺陷，看到這一模式十分有礙各種類型青年俊才的成長，“教育界的改革開放”也就成為一種時代召喚，成為必須邁出的一步。只要走得小心謹慎，步子不要一下子邁得太大，總能在前進中逐步完善新機制，解決各種可能出現的新問題。
因而，我十分贊成任繼老的建議，至少可先搞小面積試點，進行“可行性論證”，同時修補各項可能出現的不周之處，使這一選拔考試逐漸完善。(裴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