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18日至2月23日，鄧小平南下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了重要講話。那時候，政經改革停滯，社會氣氛低迷，人們心中充滿懷疑和猶豫。各種問題悶在沉默之下，中國渴望一個答案。鄧小平以最直接的方式擊中了最迫切的追問——發展才是硬道理；以最智慧的方式放下了暫時還不迫切的糾纏——不要爭論。于是，思想解放重新受到鼓勵，社會共識再次達成，改革開放一往無前，經濟發展車輪飛轉。
15年前，人們已經普遍認識到了這篇講話開啟時代的非凡意義。15年后，我們仍然要承認，今天中國社會的成績和問題，無不與那一席簡短樸素的談話相關。以后見之明，我們還要承認，那一個決定，那一次開啟，對中國的前途命運至關重要，卻并不可能為中國的前路全程準備好所有的答案。事實上，也沒有一位高超全能的設計師，可以畫好一張安排所有步驟、直抵完善之徑的路線圖。只是，作為改革總設計師的鄧小平，以其承認現實、尊重常識、開放視野、無懼改變的姿態與能力，示范給后人超越具體問題、也超越時空的智慧與勇氣。
我們在15年之后重溫南方談話的精髓，緬懷10年前離世的鄧小平，是在感懷一位政治領袖人物的判斷力與決斷力，也是在一再體會改革命題之下中國之路的內在邏輯。在經濟體制方面的改革趟過深水難關之后，中國的轉型大業還將如何應對其他領域的改革難關？在偉人時代與偉人政治終結之后，中國改革的方向、動力與節奏又系于何者？
一方面，在市場機制之下打開了自由經濟的大門，市場經濟就從此開始不斷拷問整個舊體制的弊端，不斷要求著與之相匹配的整體新規則。于是，中國的變化必定要溢出經濟的邊界，而衍生出民主政治、法治社會、有限政府、自治權利等改革主題。但問題是，自經濟破局之后的中國轉型之路，是要成為被自己開局所不斷推著走的被動者，還是應該成為始終具有自主價值的主動者？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15年來持續高歌猛進，實現了社會經濟面貌的日新月異，但也難免因經濟的繁榮而遮蔽其他改革要求的必要性與緊迫性。溫飽危機的緩解與消失，財富機會的開放與增加，是讓改革獲得了更多時不我待的樂觀，還是替改革抽去了沸騰升華的薪火？2006年熱熱鬧鬧的第三次改革大爭論，在一片喧嘩中彌散了焦點，也未能像前兩次爭論一樣最終能夠贏得可觀的共識。這對于改革而言是堪喜還是堪憂？
是的，不爭論不等于沒有問題，大爭論也不必然能夠解決問題。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獲得了百余年來最長久的休養生息，也誓言要在此中獲得翻天覆地脫胎換骨的巨變。鄧小平留給中國人最大的精神遺產，并非他強調的“硬道理”，也不是他發明的“不爭論”，而是他能從現狀中看出方向并引出方向的主動與果敢。
如今世間已無鄧小平，而中國的轉型之局未終，變革之路未止。
(此文為南方都市報社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