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六四年開始，吳連登在毛澤東家里當了十二年“管家”。在這十二年中，毛澤東家里的每一筆經濟收支賬目都由他經手，認真填寫收支報表，附上發(fā)票和收據，每季度請毛澤東、江青閱示，然后向中央警衛(wèi)局財務處上報、封存。最近，他在接受采訪時，介紹了毛澤東的家庭經濟收支賬。
據吳連登介紹，毛澤東和江青各花各的錢，各記各的賬。毛澤東的經濟收入有兩個方面：一是工資，二是稿費。
毛澤東的工資原定一級，每月六百多元。一九五八年后，毛澤東主動提出把自己的工資由一級降為三級，直到一九七六年逝世止，每月僅四百零四點八元。
他的賬很好記。每月交黨費十元，房租、水電、租用家具、地毯等費用加起來八十多元，冬季加四個月取暖費四十元，合計一百二十五點零二元。另外，吃飯每月一百多元，吸煙、喝茶八九十元。即使在人民大會堂、釣魚臺等地接見外賓，每喝一杯茶，也按規(guī)定交一角錢，一般二十天左右去結一次賬。除此，李敏、李訥和江青的姐姐的生活費也由毛澤東負擔。
毛澤東稿費多用于購書和資助民主人士。韶山來人看病和身邊工作人員生活困難，也從稿費中拿錢幫助。另外，在一個月工資不夠用時，吳連登寫申請，要求從稿費中補貼。但需經毛澤東親自閱批后方能取錢。
江青任文化處長時工資每月一百元，后調至九級，二百四十三元。“文革”中林彪討好，說江青待遇應當和鄧穎超一樣，背著主席將九級改為五級。林彪出事后，在清查中被發(fā)現，毛澤東特別生氣，對江青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江青也感到問題嚴重，寫報告要求將工資退到原來的九級，多領的全部退還給國家。
毛澤東家這些經濟收支賬，有賬有據，真實可靠，實際上就是那一階段毛澤東的生活實錄。讀了這份珍貴的材料，讓人感慨萬千。
從一九六四到一九七六，面對復雜而動蕩的國內狀況和國際形勢，毛澤東要管的大事不計其數，對他來說，家庭的經濟收支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完全可以推開不管，“難得胡涂”嘛！但他偏偏抓得很認真，而且管得很嚴：一，和江青各花各的錢，各記各的賬；二，每季度，親自審閱賬據；三，動用稿費，需親自審批。
毛澤東在日理萬機且健康狀況日趨嚴重的情況下，為什么還要親自過問這些生活瑣事呢？當然絕不是閑著沒事做，而是出于一種縝密的考慮。據我分析，不外乎四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不讓江青借他的名義亂花錢。主席深知江青愛出風頭，會亂花錢，對她早有防范。“各花各的錢，各記各的賬”，就是要她按照自己的收入去安排，像普通人一樣，過正常的生活。
二是保證每一筆經濟收支都做到公私分明。據歷史昭示，官員的腐敗都是從公私不分開始，想方設法化公為私，損公肥私。講廉潔，就要劃清公私界限。毛澤東一輩子生活簡樸，大公無私，進城后家庭開支主要靠自己的工資。不管收支怎么緊，也絕不沾國家一分錢的便宜，連在人民大會堂、釣魚臺接見外賓喝的每杯茶也嚴格地按規(guī)定繳錢。這些事雖小，卻容易混淆公私界限，如不親自把關，難免有人出于感情或其它目的給予“通融”和“照顧”，那樣，就很難保證自己的清白。
三是不讓家庭成員借助自己的地位和威望謀私。當發(fā)現江青私改級別、多領工資后，不但進行嚴肅的批評，還要她降到原級別，并退還多領的錢。
四是嚴格控制稿費支出。由于出的書多，毛澤東有一筆很可觀的稿費。但他一直把這筆錢交給中央辦公廳保管，主要用于購書和資助民主人士，或幫助韶山來看病的人和身邊工作人員解決生活困難。如果哪個月工資不夠用，需從稿費中補貼，則由吳連登寫申請，還要經自己親自批準后方能取錢。在“文革”中，江青幾次鬧著要動用毛澤東的稿費，都被主席頂了回去。由此可見，采取這樣嚴格地控制措施是完全必要的。
后來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在“小事”上不糊涂，親自抓家庭經濟收支賬目，也是他作為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的博大胸懷和高貴品德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也是他老人家留給我們的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
現在，有些領導干部，常常在小事上裝胡涂，在經濟上公私不分，甚至睜一眼閉一眼地“搞灰色收入”，還把這種違法亂紀的行為視為“小節(jié)”，聽任家屬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打著自己的招牌，利用自己的權力和關系，在外邊胡作非為，出了問題又想盡一切辦法包庇掩護，結果連自己也被拖下水。這種因小事胡涂、小節(jié)有失而導致腐敗、自毀前程的沉痛教訓，多得數也數不清。認真讀讀毛澤東的家庭經濟收支賬，在“小事”上也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廉潔自律，防微杜漸，把好個人和家庭生活上大大小小的關口，無論對黨、對國家，還是對自己和家屬子女及身邊工作人員，都是有好處的。
來源:香港大公報 作者: 徐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