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孕育出路——我們既不能做自然的奴隸，也不要做自然的主人，應該是自然的朋友，走出一條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科學發展之路

　　站在舟曲月圓村后的翠峰山上極目遠眺，滿眼的黑泥與黃土，那更像是一張嚴肅的臉。風在耳邊細細簌簌地吹著，像是翠峰山的悲鳴。

　　一陣狂風暴雨過后，今天的舟曲滿目瘡痍。

　　廢墟上，一定會有人想起，人與自然那個永恒的命題！

　　在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漫長歲月里，我們的先民，有過太多驚心動魄、戰天斗地的歷史傳說：開天辟地的壯舉，煉石補天的斗志，拉弓射日的雄風，奔波逐日的豪邁，銜石填海的執著……而最終是達致“天人合一”——人們在一次次執著與失敗中思考著與自然的關系：尊重自然，方能與自然和諧共進。

　　這種思考，讓大禹治水“疏”而不“堵”，讓李冰父子“分洪減災，引水灌田”，使賈讓治水“不與水爭地”……

　　然而，當人們邁開步伐在自然中求生存、謀發展的過程中，總有“蜀山兀，阿房出”的放肆，也增添了人多地少時的無奈，一旦人們忽視了自然的規律，自然便還人以顏色，使其感到敬畏。

　　舟曲，就屬于這后一種的無奈。

　　也許有人以為，西部地區地廣人稀。事實上眾多山區為人類留下的生存空間如黃金一樣寶貴，這些山區的人口密度并不亞于發達的東部地區。

　　2平方公里，4萬余人！

　　災難發生后，人們才驚訝發現，舟曲這個中國西部的山中小城卻聚集了如此眾多的人口。若按平均人口密度算，這竟然相當于2008年北京城內四區的人口密度！

　　人口的大量集聚，迫使我們不斷地向自然伸手。對自然的無度開發則換來自然的無情報復。

　　舟曲的無奈，其實正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面臨困境的一個縮影。

　　中國陸地國土面積世界第三，但真正適宜人居住和發展的地方并不寬裕。按照中國自然資源承載力的研究，合理的人口承載力為9.5億人，我們的實際人口數字顯然大大超出這個極限，自然資源與環境的壓力顯然也隨之超出極限。

　　在河道兩側低洼地區設立蓄滯洪區，區內不允許人居住，一旦江河洪水超過一定水位，便開閘泄洪減壓，這是世界公認的防洪有效手段。在日本，一旦洪水超過規定水位，管理員不需要任何指令，即可開閘向蓄滯洪區內放水。而在中國，要想行洪，絕非易事，甚至要付出極大代價！

　　因為，在近百處主要江河流域的國家級蓄滯洪區中，總居住人口高達1600萬人！1600萬人，相當于丹麥和比利時這兩個歐洲國家的人口總和！

　　我國有24萬處地質災害隱患點，尤其是向青藏高原過渡的一些西部省區較為突出。這些隱患點，影響著3500多萬人。

　　在這種任何其他國家都沒有遇到的困境和無奈中，在頻發的自然災害面前，如何讓步履匆匆的發展腳步與自然生態環境相協調，走出一條科學發展之路，顯然是我們必須思考的重大課題。

　　西方工業文明無不重復著這樣一條規律：在創造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也重創了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

　　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聯合國教科文國際泥沙中心顧問委員會主席王兆印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德國萊茵河是一條彎曲的河流，十九世紀“裁彎取直”后，縮短100公里，沖刷劇烈，航道破壞，地下水位下降。現在，一些德國工程師想把河道變彎曲一些，然而已不可能——萊茵河畔已布滿建筑。

　　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化的追趕者，資源稀缺、生態脆弱、人口眾多，不可能也不允許復制西方工業文明的模板。這就需要我們在人與自然的平衡上投入更多的智慧和思考。

　　那么，我們該如何對待自然？

　　從事水利工作36年的山東省沂水縣水土保持局的李松悟講述了對自然的感悟：上世紀六十年代有一個口號，“叫水站水就站，叫它發電就發電。”我們習慣于把自然當作奴隸，為了讓洪水盡早遠離，或者為了獲取那一點點土地，不少農村對河道“裁彎取直”，但這種做法竟讓洪水由高水位的威脅變成高速度的威脅，不少原本為河流滋養的土地日漸干涸。

　　“河流的曲直是自然造就的。人類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它，只能自吞苦果。”

　　王兆印和李松悟的講述，說明了同一個道理，要改變自然，必須認識自然，符合自然規律。

　　1998年，中國暴發了長江流域特大洪水。那是一次大自然與人類之間的嚴肅對話，我們讀懂了大自然的不滿，做出了重要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抉擇！

　　洪水退后，退耕還林、封山育林、退垸還湖……一個個政策陸續推出，一項項舉措快速實施。

　　據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陳利頂研究員介紹，相比1998年前，長江流域的生態環境已大為好轉。這對減災起到了有效抑制作用。

　　科學發展觀提出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生態文明在十七大寫進黨章實現了我們認識人與自然關系的重大突破。

　　從汶川大地震，到今年以來的一系列自然災害，自然用自己獨特的方式告訴人類如何與它相處。人類也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與自然友好相處的重要性。

　　中央黨校教授葉篤初說，我們對人與自然關系認識，正在從盲目性到自覺性，從未知到已知，由必然走向自由。

　　災難換來新的覺醒。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王凱曾兩赴舟曲，參與謀劃舟曲重建。在舟曲的所聞所見，讓這位總規劃師有了更多的思考：人口集聚符合方向，城鎮化勢不可擋。但是，城鎮空間布局要充分考慮包括山形、坡度、水系等環境因素，以及多種自然災害風險。城鎮發展規模要有所控制。這樣才能將幸福生活建立在安全之上。

　　王凱回顧近三十多年來城鎮化推進的歷史：剛開始，我們更多關注城市經濟的效益，注重搞開發區建設；第二個階段就是開發房地產；第三個階段，更加關注人居環境，包括大氣和水的質量。現在，又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就是要更加注重城鎮與自然和諧、提高設防水平。

　　洪水過后，全國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張志彤思慮更深：洪災是自然因素與社會因素結合的產物。有洪水而沒有人，就不會有災害。過去走水的河道，調蓄的湖泊，由于大量開發，河道越擠越窄，湖泊越來越小，大堤越修越高。防洪的問題，就是人與水爭地的結果。

　　張志彤介紹了水利工作正在實施的一大轉變：從控制洪水向管理洪水轉變。他說，控制洪水是“人定勝天”的思想，就是要把洪水拒于工程之外。但越來越多的事實告訴我們，僅僅依靠控制洪水解決不了問題，還需要對防洪問題進行社會化管理。要對社會建設工程進行防洪影響評價，有影響立即消除。管理，就是要給洪水以出路，促進人水和諧相處。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們認識了市場經濟規律，創造巨大物質財富。經歷頻發的自然災害，我們正在探索自然規律，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

　　讓人類更好地適應自然、讓自然更好地造福人類。這是我們新的課題，新的使命。

　　“我希望每一個人能夠擁有保護環境的意識，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千千萬萬的生靈依靠她繁衍生息，請大家保護環境……”

　　舟曲月圓村城關一小四年級學生姚倩，在這次泥石流中不幸失蹤。但她遺留下作文中的這句話，發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