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早在1988年，最高法、最高檢和公安部就規定，要求司法機關不僅對死刑罪犯，對其他已決犯、未決犯以及一切違法的人，一律不準游街示眾，如再出現這類現象，必須堅決糾正并追究有關領導人員的責任。

　　昨日，公安部下發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機關在查處賣淫嫖娼違法犯罪活動時，要堅決制止游街示眾等有損違法人員人格尊嚴的做法，要求執法必須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權，同時點名批評了東莞和武漢的做法。

　　公安部這種積極回應輿論聲音、公開批評基層違法并及時加強制度約束的舉動，值得贊賞。尤其是直接在通知中對東莞和武漢提出批評，這種高調的點名批評，應該會對基層執法者起到較大的警戒作用。顯然，近段時間以來為輿論深惡痛絕的“羞辱刑”有死灰復燃的趨勢。公開新聞資料顯示，僅2010年就有山東青島、湖南永興、陜西臨潼、四川閬中、湖南婁底等地進行了公審公判，對賣淫女進行示眾更是常見。公安部這個通知來得非常及時。

　　壞人也有人權，賣淫女之類的違法者也有基本的人身權利與人格尊嚴，執法者并無羞辱她們的權力———這是最基本的法律常識。公安部的禁令，其實不過是重復了法治社會一個最基本的常識。然而，這樣的常識仍須行政部門的禁令去強調，法律須依賴行政權力自上而下一遍遍地重申，說明“羞辱刑”在許多執法者———尤其是基層執法者———身上是多么得根深蒂固。正因為此，要終結“羞辱刑”，終結盛行的公審公判和游街示眾，一紙禁令之外還需更多的努力。

　　一些基層政府公安機關為何喜歡使用游街示眾之類的“羞辱刑”，源于他們有一種“這樣做有很強的民意基礎”的幻覺。覺得民眾是支持自己這樣做的。比如，不少地方舉行公捕公審大會時，官方一般都會發這樣的通稿，宣稱市民紛紛拍手稱“太解恨了”、“看誰還敢不務正業”———現實中確實有這樣的市民呼聲，正是這種“民意支持”的正義幻覺支持著他們侵犯嫌疑人的權利。

　　執法者不應該迎合這種非理性的吁求，而應以公正的審判和依法的嚴懲去引導公眾對法律的信仰。實際上，圍觀的民眾高呼“太解恨了”的狂歡，很大程度上是羞辱式執法激發出來的，執法者不能反將其當成民意的支持。

　　一些公安機關所以依賴“羞辱刑”，還源于其“片面追求效果”的執法習慣。他們也許并非不知道這樣羞辱嫌犯是違法的，可他們習慣了注重“打擊效果”，習慣了把“打擊效果”放在第一位———只要某種手段能最簡單、最有效地實現威懾和打擊犯罪的效果，無論這種手段違不違法，他們都會采取。

　　實際上，正如許多犯罪專家說過，對犯罪的震懾永遠不能依賴酷刑和羞辱來實現，預防犯罪最主要依賴于刑罰的必定性(不可避免性)。“羞辱刑”只會產生負面的法律和社會效果。

　　其實，早在1988年，最高法、最高檢和公安部就規定，要求司法機關不僅對死刑罪犯，對其他已決犯、未決犯以及一切違法的人，一律不準游街示眾，如再出現這類現象，必須堅決糾正并追究有關領導人員的責任。此次公安部重申“堅決制止游街示眾”的禁令，不可忽視對違法者的懲處。有些時候，常識正是需要通過懲戒，才能夠灌進某些執法者的耳中。(曹林 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