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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春沒有讀過美國作家斯坦貝克的著名小說《憤怒的葡萄》，但她至今記得在大蕭條期間，在羅斯福政府農工部門工作的大姐向她談到的南方葡萄園工人，“他們按季度流動到全國，葡萄熟了摘葡萄，蘋果熟了摘蘋果，工資非常低。好多人連房子都沒有，唯一的財產就是借錢買的破汽車。”

　　在陽早和寒春所在的家庭，幾乎每個周末的家庭聚會都是在圍繞羅斯福新政、傳統資本主義制度和工會運動這樣的激辯中度過的。

　　“不是說我們家熱衷于談政治，而是，那就是一個政治的時代。”陽和平這樣解釋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西方爆發的共產主義思潮，“當你知道，經濟大蕭條和‘二戰’對西方世界的精神沖擊有多大，你才能明白，共產主義的吸引力有多大。”

　　“是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日本，不是原子彈。”寒春這樣形容《西行漫記》對她的影響。正是出于對“小米加步槍”力量的好奇，1948年，她決定追隨韓丁和陽早來中國。

　　80年代初，寒春問王震：“為什么現在不能用你南泥灣的精神搞建設呢？”

　　“你這一生最難忘的日子是什么時候？”

　　“在陜北的時候。”

　　“為什么？”

　　“在陜北，每個人都是一樣(平等)的。上級可以批評下級，下級也可以批評上級。”

　　當《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與陽和平談起與寒春的這段對話時，陽和平深以為然。他認為，某種意義上，母親畢生都沒有走出陜北時代——雖然她和父親在陜北的革命工作，僅僅是在農場飼養奶牛。

　　知識分子出身的寒春與“美國佃農”陽早，是在一個窯洞里舉行的婚禮。在生命的黃昏回憶這段婚姻，她認為兩人是“因為革命而走到了一起。如果在美國，我們根本不可能結婚”。

　　這位享受副部級待遇的老革命對物質生活有一種近乎偏執的敏感，她把到城里住大房子視為“很艱苦的事”，多次拒絕農機實驗站領導為她裝修小平房的好意。實驗站衛生所所長孟慶蓮，給寒春看病后與她在外吃午飯，發現她實行“AA制”。寒春看見孟的盤子里還有沒吃完的食物，堅決坐著不走，直到孟勉強將食物吃完。

　　孟抱怨說，“她有十幾種病，卻不肯住院，不舒服了都是我給處理一下。實在不行了，得跟她講條件，住幾天就出來。‘醫院里一住就是幾萬塊錢，太浪費。我在你這兒，幾百、上千塊錢就解決了。’”

　　一位與寒春交往多年的記者回憶：80年代初，一次與王震吃飯，坐在王震身旁的寒春問王：“為什么現在不能用你南泥灣的精神搞建設呢？”

　　陽和平記得自己還在小學時，父親就用淺顯的例子告訴他剝削的道理。在這樣的耳濡目染下，“到了中學，我已經能跟他做一些爭辯了。”

　　寒春拿起好友、美國老鄉湯反帝編輯的一本“文革”畫冊。她一頁一頁翻看著，嘴角帶著笑意

　　除了美國專業養牛雜志，寒春的書架被《毛澤東選集》《陳永貴傳》《中流》(雜志)《南街村報》《延安畫冊》占據。當然，還有哥哥韓丁那本被費正清、李約瑟、黃仁宇等史學家高度評價的著作《翻身》。

　　中文并不靈光的她，幾年前仍逐字逐句地讀完吳冷西回憶中蘇關系的著作《十年論戰》，并嘗試著手譯成英文，但沒有成功——她已經力不從心了。

　　寒春拿起好友、美國老鄉湯反帝編輯的一本“文革”畫冊，畫冊里的工農精神抖擻，充滿著國家主人翁的自信。她一頁一頁翻看著，嘴角帶著笑意。時間回到1966年。是年4月，她和陽早奉調從西安草灘農場來到北京，住進新僑飯店。這對于他們而言，反而是一段艱苦的日子。

　　“回到北京，他們發現自己作為‘外國專家’，被事實上軟禁了。”陽和平回憶說，那時弟弟建平生病，被醫生要求去外國人專門看病的醫院；還在上小學的小妹及平，則在同學、老師的隱性歧視中，精神狀態出了問題，她躺在寒春懷里，無端地咒罵，朝母親吐唾沫。

　　既傷心又憤怒的寒春，聯合丈夫陽早、韓丁的前妻史克和好友湯反帝，聯名寫了一張大字報，要求“取消特殊化”，“允許并鼓勵我們參加三大革命運動。”這個呼聲得到毛澤東的批示：“不許兩樣。”

　　事實上，這個熱衷于反帝反修的家庭，高漲的革命熱情僅僅用來進行關于政治和哲學的家庭辯論。陽和平無限懷念那段與父母辯論“量變與質變”“必然與偶然”的日子，非要找個話題辯一辯才舒服，“那種感覺不好形容”。這個習慣在他1974年去美國后仍然保留了下來，他卻無奈地發現，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同事對此壓根沒有興趣。

　　陽和平三兄妹在70年代先后去了美國。對此，寒春的解釋是，孩子們受不了被當作外國人對待。但陽和平把赴美的動力歸因為“好奇”，“想看看資本主義到底是什么樣子”。

　　當“資本主義的經歷和社會主義的經歷一樣長”后，選擇了留在美國的陽建平把自己稱為“父母的右派朋友”。陽及平則與丈夫定居法國。只有陽和平去年從美國回到中國定居，現在一所高校教書。

　　某種意義上，陽和平成了母親思想的繼承者。他在美國做了15年工人，之后拿了一個“資產階級主流經濟學”的博士學位。在讀了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的著作《社會主義向何處去》后，他覺得自己真正理解了“毛主席”。他認為“資本主義在微觀有效益，宏觀沒效益”。

　　“如果從個人利益出發，計劃經濟是不可能的，這一點，斯蒂格利茨分析得很精辟了”，他由此認為，“社會主義經濟不能依靠物質獎勵，而要靠工人階級的覺悟，因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人的思想、主觀能動性，這是個意識形態問題。”

　　這與寒春在經濟領域的主張不謀而合。青年時代的她在上級安排下，曾在西安草灘農場主持過計件制的分配方式。這位前物理學家用微積分知識，設計出一套精細的分配方案，試圖代替原來的平均分配。但她很快發現，一旦個人利益的幽靈出現，工人們開始產生偷懶和投機心態，對公共事務漠不關心。

　　“或許是感到了孤獨吧， 那天她哭得很傷心。”

　　農機站的牛場，是寒春盡力捍衛的最后的精神王國。

　　她認為，“沒有保障的人，是沒有解放的人。”她說服領導給這里所有的工人都上了保險。她甚至給為自己家服務過的老保姆發放自制的退休證，每個月用自己的工資給她們發退休金。當開發商覬覦牛場的土地，她甚至趁春節團拜的機會，給中央領導遞紙條來保全牛場。

　　寒春這輩子只穿過一次高跟鞋。大學畢業時，她從外面進入一個很長的走廊。她突然脫下鞋子，扔進走廊最深處。“太壞，這些東西。”

　　晚年的寒春，讓陽和平印象很深的一個場景，發生在差不多10年前。全家人圍坐在一起看美國電影《上班女郎》，電影里出現男女做愛的鏡頭，其他人都感到很正常，她卻很生氣。讓她憤怒的是，熒幕上的女性被對象化了，成為被男性觀眾消費的肉體。

　　“或許是感到了孤獨吧，那天她哭得很傷心。” （張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