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 
5月8日午間，正在日本進行國事訪問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出席了日中協會等日本七團體和四僑團聯合舉行的歡迎宴會，1300名日本各界人士出席了這一活動。圖為胡錦濤在歡迎宴會上接受獻花。 中新社發 朱沿華 攝
|
中新網5月12日電 美國《僑報》發表時事評論文章《翌年法則怪圈 中日需警惕》說，可以預期， 隨著胡錦濤這次為期5天的暖春之旅， 中日關系在未來一段日子會宛如初春的東京，冰雪漸融，櫻花紛開，這預示著近年來僵硬的中日關系已正式回暖，又將迎來一個嶄新的櫻花世界。
文章摘錄如下：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這次長達5天的“暖春之旅”是成功的。從兩國首腦會談后所發表的中日第四份政治文件——《中日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可發現， 雖然二戰歷史、東海油氣田開發和軍事擴張等問題近年不斷影響兩國關系，但中日這次顯然均有意緩和這些不快。
其中， 中國在聲明中首次不再直接提及日本的侵華戰爭， 反而贊揚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在全球進化中扮演的“和平”角色； 而日本方面也“識趣”地在文件中指出， 日本和中國是合作伙伴， 同意在區域安全問題上與中國共同合作， 同意通過溝通解決雙邊爭議。
可以預期， 隨著胡錦濤這次為期5天的暖春之旅， 中日關系在未來一段日子會宛如初春的東京， 冰雪漸融，櫻花紛開， 這預示著近年來僵硬的中日關系已正式回暖， 又將迎來一個嶄新的櫻花世界。
不過， 回顧日本戰后60年的外交政策，我們對胡錦濤這次訪日后能成功解決兩國所有問題似乎不應、也不能抱以過多的期望。翻開日本戰后的大事年表， 我們會發現一個非常矛盾和有規律的現象， 即日本一方面通過不斷道歉和反省， 積極努力地與亞洲各國和解； 但另一方面， 日本國內政治中又涌動著一股強烈的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思潮。
比如， 1965年韓日之間在日本對歷史作了反省以后實現邦交正常化后， 但日本隨即在第2年即1966年建立具有天皇色彩的“建國紀念日”；中日之間在1978年建交后， 日本同樣在翌年制定“年號法”， 以及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等。不難發現， 這些截然相反而又有著重要意義的事件都是發生在第二年。對于這一現象， 日本《朝日新聞》主筆、知名政論家若宮啟文將其生動地命名為“翌年法則”。
日本這種對外政策的不持續及“變臉”之快， 既令外人看不透，也捉摸不定。但追本溯源， 個中原因主要是因為日本戰后沒有對侵略歷史作出全面徹底的反省， 因此形成了一種多面、復雜的歷史觀和戰爭觀。與此同時， 戰后日本的民主政治體制又為“翌年法則”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基于5000多年的歷史，自古以來中國領導人一向傾向于以悠長的歷史觀眼光看待事情。譬如， 毛澤東在1973年對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基辛格博士闡述對臺政策時就說， “我們一時還不需要臺灣， 一百年以后再說吧。這個世界的事不用太急， 干嘛這么急呢？”這是基于中國人可以接受的時間觀。相對地， 日本人基于效率和進步的觀念， 對歷史的長節奏較無感覺，而該國政治制度中頻繁的領導權更替和政府發動數年一輪的選舉， 又迫使領導人只能看短期的未來。
這種時間觀的差異，對以往中日多次交往及談判產生了操作上的緊張。雖然中國的談判代表覺得他比日本對手有利， 因為他可以等待一個更著急的對手出現，但和一個在政策和人事上都沒有可預期性和持續性的對手打交道， 他也會覺得很沮喪。中國官員大多認為，日本對手急于達成協議， 無法在政府更迭時維持政策的持續性， 也不重視前任的承諾， 往往是今天的政策推翻昔日的政策。
若能了解到這一點， 我們也就無法對中日未來發展前景抱過多企盼。事實上， 福田康夫去年就任日本首相后， 雖然連續促成社會保障國民會議和消費者行政推進會議的啟動， 力圖凸現“福田特色”， 但仍未能遏制其支持率的下跌趨勢。根據日本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 福田最近的支持率已跌至不足兩成的危險線。
在“翌年法則”的效應下， 被視為“鴿派”的福田， 會否在胡錦濤訪日后因應國內民族主義的壓力而推出不利中日關系的政策， 或者在短期內提前下臺而選出另一位小泉首相， 這對目前正向日方伸出橄欖枝的胡溫政府來說， 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思考難題。(戴慶成)
圖片報道 |
更多>>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