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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美國方面在解決達爾富爾問題上，著重于多做一些實際的工作，而不是著眼于施加壓力
距離劉貴今大使第一次接受《國際先驅導報》專訪已經過去了8個月。那時，這位中國政府達爾富爾問題特別代表剛剛結束對蘇丹的第一次訪問。如今風塵仆仆正在蘇丹第四次訪問的他，再次接受本報記者專訪。而這一次，多了很多新話題。
這次訪問蘇丹前，劉貴今于2月21日至23日先訪問了英國，同英國外交部的主要官員就達爾富爾問題交換意見。在從倫敦飛往喀土穆的航班上，劉貴今向媒體表示，愿意做蘇丹和西方國家的“橋梁”和“傳話人”。24日抵達蘇丹之后，劉貴今走馬燈式地與蘇丹政府官員、非洲聯盟-聯合國達爾富爾聯合特別代表、美國總統蘇丹問題特使等展開會晤，其間還于26日專程訪問了南達爾富爾首府尼亞拉，并在當地主要難民營同難民代表交談。這些都引起了西方媒體的高度關注，其中也夾雜著這樣一種論調：中國在發揮作用，但這是西方壓力的結果。
其實，西方有些人對中國在蘇丹達爾富爾問題上發揮的作用一直頗有微詞，甚至把此事與北京奧運硬扯到一起。所以除了達爾富爾問題本身，奧運自然也成了劉貴今此行不可回避的話題。他甚至披露，曾與不久前鬧出“辭職風波”的美國導演斯皮爾伯格進行過面對面的溝通。
與斯皮爾伯格長談一個多小時
《國際先驅導報》：您在英國訪問時說斯皮爾伯格“辭職事件”是炒作，為什么這么說？
劉貴今：當我聽到斯皮爾伯格“辭職”的消息時，我感到吃驚。為什么呢？因為我在去年9月份訪問美國之前就知道，他已經不是，至少理論上已經不是北京奧運會開閉幕式的藝術顧問，因為他在最終期限之前一直沒有與我們簽訂合同。我們反復地通過他的律師核實，這是不是他的最終決定。他的全權代表說這是他的最終決定。你已經不是顧問了，那么你談何辭職呢？所以我告訴倫敦的一些記者，所謂的辭職事件是媒體的宣揚、炒作。
《國際先驅導報》：您與斯皮爾伯格具體談了些什么？
劉貴今：斯皮爾伯格作為個人，我對他是尊重的，因為他是世界知名的藝術家。我去年9月份在紐約會見他的時候，我說斯皮爾伯格先生，我知道你已經不是北京奧運會開閉幕式藝術顧問了，但即便如此，你作為一個名人，你關心達爾富爾問題，我很愿意也很樂意與你交換意見。我用了一個多鐘頭的時間，很詳細地跟他介紹了中國關于解決達爾富爾問題的一些基本主張，告訴他中國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以及將來準備做些什么。斯皮爾伯格先生當時還是給予了積極的評價。當然了，他希望中國能進一步發揮建設性的作用，包括向蘇丹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我告訴他，我們會利用我們的影響力，在我們一貫的政策許可的框架內，繼續作出我們的貢獻，以我們自己的方式作出自己的貢獻。
《國際先驅導報》：什么是你決定要跟斯皮爾伯格面談的原因？
劉貴今：這是我工作上的份內之事，因為斯皮爾伯格先生給胡主席寫過一封信，這個事外電也報道過。我們駐美使館給他回了一封信。我既然作為達爾富爾特使，我覺得自己有責任有義務說明真相，跟他們進行溝通。從這件事情不難看出來，還是有個別的不友好的力量在向他施壓，他的壓力也很大。
當“傳話人”與西方壓力無關
《國際先驅導報》：您提出，中國愿意在蘇丹與西方之間充當“橋梁”和“傳話人”，這句話如何理解？
劉貴今：現在達爾富爾問題的一個主要障礙，就是蘇丹政府和西方國家之間缺少起碼的互信，相互之間有很深的疑慮。我一直倡導西方國家應該和蘇丹之間建立一種基本的互信，就是應該適當改善關系，這樣有助于問題的解決。否則隨著疑慮越來越深，誤解越來越深，問題就越來越難以解決。中國與蘇丹政府之間有良好的關系，與西方國家也有良好的關系，希望在這中間做一些溝通，勸說雙方改善關系。
《國際先驅導報》：一些西方媒體認為，中國在國際壓力下開始轉變在達爾富爾問題上的“不作為”態度，當傳話人就是中國轉變態度的具體表現。您怎么看這種說法？
劉貴今：我覺得當傳話人不能說是態度的一種轉變。中國在達爾富爾問題上，特別是達爾富爾問題升溫以來，一直采取著尋求發揮積極和建設性作用的態度。在這個過程中間，我們一方面做蘇丹政府的工作，另一方面也與西方國家進行溝通。
我們追求的不是減輕美國國會的壓力或者是媒體的壓力。我們追求的是問題的實際解決，我們追求的是實實在在幫助蘇丹結束戰亂，實現和平和發展，符合這個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也符合這個地區的利益。
希望西方拿出實在行動
《國際先驅導報》：25日晚在中國駐蘇丹大使館，您與美國總統蘇丹問題特使威廉姆森舉行了首次會談，是否要美國在達爾富爾問題上拿出實實在在的行動？
劉貴今：這是第一次見面。我主要利用這次機會結識他，結識這位威廉先生。同時我跟他很簡要地介紹中國在解決達爾富爾問題上的一些基本主張。我還向他表示，中國希望跟美國進行合作，而不是在這個問題上發生沖突，中美都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樣有助于問題的解決。
當然了，我也希望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向達爾富爾那些它們比中國有著更多影響的、拒絕參加和談的反政府武裝施加更加積極的影響。我還表示希望美國方面在解決達爾富爾問題上，著重于多做一些實際的工作，而不是著眼于施加壓力。(邵杰、林建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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