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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對象】王緝思，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兼任美國哈佛大學亞洲中心等多個國際研究機構顧問。主要著述《美國外交思想傳統與對華政策》、《國際政治的理性思考》等。被譽為“鉆進白宮心臟的中國行者”、“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美國觀察家”。

　　【訪談動機】

　　在離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召開還有幾天之際，中國人民銀行發出了可能調整人民幣匯率的信號。國際輿論議論紛紛，有言此舉意味著中國向G20遞交了一張可以為自己加分的入場券，亦有曰中國不過是在按照自己的舞步跳舞。無論如何，其折射出的是，自美國總統奧巴馬上臺至今歷經波折的中美關系的新一輪博弈。

　　不過，比起中美之間的一舉一動在兩國乃至國際上引發的深遠影響而言，兩國從官方、學界到民間對于彼此認知的廣度和深度卻是遠遠不足。

　　“中國足球和世界足球強國的差距有多大，我想說中國對美國研究和美國對中國研究的差距，也有這么大。”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王緝思用這樣的比喻，來說明中美雙方對彼此認知的差距和誤區。中美彼此的認知程度，為我們觀察中美關系的一波三折，提供了除國家利益之外的一個新視角。

　　【先驅語錄】

　　★美國人研究中國，極為注重實地考察。我們的學者又有多少深入到美國的社區去了解美國的民情，作為第一手材料拿回來做第一手的研究？幾乎是零。

　　★到今天，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還是：咱們是哥們了，后邊的事好說。美國人說，是不是哥們先一起干干看看，先把事做好了再說。

　　★在美國眼里，中國是“另類”里的老大，而不是“國際社會”里的老二。

　　【作者】《國際先驅導》記者 李穎 發自北京

　　美國重“實效”，中國講“戰略”

　　《國際先驅導報》：中美關系總是這么熱，經常一個表態、一個舉動就能引發兩國乃至國際社會廣泛的大討論，但您覺得雙方對彼此的認識和了解足夠嗎？

　　王緝思：中美交往過程中的一些問題，并非都在于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還在于雙方之間的“誤解”。

　　中美之間的誤區，也可以說是自我認知同對方對自己認知之間的反差，受政治體制和文化傳統等不同因素的影響，將會永久存在。比如，兩國公眾都認為本國在道義上優于世界其他國家：美國人認為自己是“上帝的選民”，符合美國利益的，就符合世界利益；中國人卻認為中華文明博大精深，歷史悠久，中國最愛好和平，主持公道，在許多國際問題上沒有私利，等等。

　　中國人通常是從美國的物質利益和強權政治的角度來解讀美國的國際行為，比如發動反恐戰爭是為了獲取石油、維護霸權，而意識形態只是一種掩飾。反過來，美國人對中國的務實精神往往難以理解。比如，一位美國教授告訴我，他看見很多中國少先隊員進行集體宣誓儀式，好奇地問他們的誓詞是什么。當他聽說孩子們在宣誓“準備著，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出一切力量”時，大吃一驚，說這些孩子長大了是要推翻資本主義、消滅私有制嗎？一個要實現共產主義的中國不是永遠要跟美國為敵嗎？在美國社會，一提“共產黨國家”，形象一定是負面的。

　　Q：也就是說，中國人認識美國與美國人認識我們都存在誤區。那么誰的誤區更多更深一些？

　　A：中國足球和世界足球強國的差距有多大，我想說中國對美國研究和美國對中國研究的差距，也有這么大。美國作為移民國家，有這樣的一個長處：它至少可以找到幾萬個曾經在中國土生土長的美國公民。但我們在中國能找出多少個在美國土生土長、對那里情況十分清楚的中國公民。

　　美國人研究中國，極為注重實地考察。而我們的學者又有多少深入到美國的社區去了解美國的民情，了解美國的某一個基金會，某一個公司的運作，作為第一手材料拿回來做第一手的研究？幾乎沒有，幾乎是零。如果這樣的話，就不可能認為我們的學術界是在做深入的研究。

　　Q：從兩國的官方而言，是否也存在相互的誤讀或誤區？

　　A：總的來說，經過幾十年的交往，中美官方的彼此了解，比兩國公眾的相互認識要深入全面得多。但是兩國國內政治、決策過程和環境不同，對對方意圖的解讀，也往往不被對方所接受。

　　中國人很希望雙方達成一種戰略上的共識，有一個定位，不能說一勞永逸，起碼要把雙方關系弄清楚。到今天，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還是：咱們是哥們了，后邊的事好說。美國人說，是不是哥們先一起干干看看，先把事做好了再說。奧巴馬訪華后發布的中美聯合聲明里，雙方承諾尊重彼此對核心國家利益的關切，但何謂核心國家利益？雙方的理解又各不相同。

　　另外，兩國的外交風格和方式不同，有時也會產生不協調甚至不愉快。相對來說，美國人更喜歡直來直去，而中國人比較含蓄。美方重視對話的具體成效，就是說美國人提出的要求能不能得到滿足。中方在關注交往內容的同時，很重視對方的態度、交流級別、禮賓規格、提法上的變化等等。

　　對彼此責任的認知錯位

　　Q：一些人認為，奧巴馬對中國從上臺時比較溫和到今年初的強硬態度變化，是因為中國令等待“中國負責任”的美國失望了。美國到底希望中國承擔什么責任？

　　A：其實美國要中國承擔什么樣的國際責任，還是很清楚很具體的。比如希望中國在朝核、伊朗核問題上同美國合作，一起對這些國家施加壓力；比如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同西方合作、增加軍事透明度、提高人民幣匯率，等等。據美方某些人士說，今年年初中方在伊朗核問題上同美國政策不協調，是美國決定在那時宣布對臺軍售的一個原因。問題在于，美方要中國承擔的責任，跟中方愿意而且應當承擔的責任之間，差距太大了。我經常跟美國人說，你們說要我們對“國際社會”負責任，而你們所說的國際社會，其實只是西方發達國家。

　　Q：美國說，中美關系是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中國說，中美關系是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雙方的這種相互定位是不是也有一些錯位？

　　A：仔細研讀一下美國領導人正式講話和官方文件的原文，你不會找到“中美關系是最重要的雙邊關系”的說法。這里恐怕是媒體報道不準確。他們向來要加上“之一”，或者說“世界上沒有一對雙邊關系比美中關系更重要”。把這句話里的“中”，置換成“歐”或者“日”，也都沒錯，看對誰說了。這就是所謂外交辭令，見什么人說什么話。中國實力迅速上升，美國在全球政治和經濟中越來越重視中國，這是肯定無疑的。但是如果認為美國認為中國比任何別的國家都重要，就夸大其詞了。

　　Q：這方面能否談談你和美國政界或學界高層接觸時的第一印象？

　　A：說到個人接觸和印象，我只講一個體會：在跟美國人進行雙邊交流時，會感到他們非常重視中國，說中國的好話比過去多。但是到了西方占據話語權的多邊會議場合，你會感到中國還是被看成“另類”。國內有人說，從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看，美國是“老大”，而中國已經是“老二”了。我覺得與其這樣想，還不如說在美國眼里，中國是“另類”里的老大，而不是“國際社會”里的老二。對于中美關系這種不對稱，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

　　對美外交需主動也需“對口”

　　Q：接下來的中美關系，潛在的最大矛盾點和合作點是什么？

　　A：依我看，中美關系最大的潛在沖突點是海上軍事碰撞。美國在中國附近海域加強軍事偵察和巡邏，在兩軍尚未建立危機預防與管理機制的情況下，有可能突發軍事沖突，進而演變為政治危機。

　　最大的合作機會存在于能源領域。奧巴馬政府把開發新能源和清潔能源、提高能源效率作為最大的經濟增長點，而中國要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一個關鍵領域也是能源。把新能源作為龍頭，可以帶動一系列產業結構調整和金融領域的合作。

　　Q：奧巴馬一直想從阿富汗戰爭中抽身，如果抽身后，中美是否會重回“9·11”之前？即中國是否有再度成為美國第一敵人的可能性？

　　A：奧巴馬上臺后，國家安全戰略有了大幅度調整，但戰略重點還是大中東地區，特別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首先，美國不可能從阿富汗完全脫身，容忍塔利班卷土重來。在這方面它要尋求同中國的合作。其次，即使這一地區相對穩定，美國也不會把中國視為主要敵人，因為中國沒有與美國為敵的意圖，美國領導人不至于愚蠢到愿意同中國全面對抗的程度。少數美國人會炒作中國是美國主要威脅的說法，但政治主流不會接受。我在中國聽到關于中國強大起來中美就會對抗的論調，比在美國聽到的還多，需要想想為什么。鄧小平1989年關于“中美關系終究要好起來才行”的論斷，今天仍然適用。

　　Q：您曾談到，中國要取得對美外交的主動，就應該更主動地設置議題，而不是一味對美國的要求說不。但問題是，如果美國不接招怎么辦？

　　A：考慮這些問題一定要具體化。向美國的哪個部門設置議題，誰出招，誰接招？假如我們建議，“中國的有關部門應該跟美國的有關部門討論如何解決美國對臺軍售問題”，就等于什么也沒說。這個議題肯定是我們應當設置的議題，但美方的原則是對臺軍售不應當跟中國事先商量或者討價還價。不過，經過那么多年的較量，一些美國戰略家和智庫人士已經認識到這一問題會帶來越來越嚴重的后果，關鍵是我們必須找到能“接招”而又有影響力的對象去談這個議題。另一個關鍵是“我們”是誰，即中方要由哪個具體單位協調牽頭。如果戰略規劃沒有落實到具體操作層次，那就談不上美國接不接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