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租房：“官樣文章”須變“民心工程”
如果不是近期多位國家部委官員的表態，以及諸多專家的疾呼，也許很多人至今不會注意到廉租房的存在。畢竟，這個詞在記憶的旮旯里呆得太久了。
自中國房地產行業正式向市場化轉軌以來，社會效益高而經濟效益低下的廉租房一直被各方所忽視，而本應作為廉租房推動者的地方政府，在利益的驅動下，只是將廉租房作為一項不得不書寫的官樣文章，應付了事，廉租房被逐步邊緣化。
專家呼吁，地方政府應當積極推動廉租房的建設，把這個長期做官樣文章的工作狠抓落實為一項“民心工程”。
廉租房的大門能敞開一些嗎？
“廉租房就是要給低收入者解決實際困難的，而有這些實際困難的群體很龐大，遠遠超過現在限定的范圍。”
復旦大學房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尹伯成表示，相對西方而言，我國目前對廉租房的申請條件過于苛刻，這是導致廉租房數量非常少的原因之一。
尹伯成認為，廉租房的范圍現在應該包括三個部分：第一、收入很低，屬于貧困者的市民，如那些下崗職工等。第二、外來務工人員。第三、高校畢業生。
早在1998年，國務院關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中，就給廉租房圈定了適用對象：最低收入者。
而在各地實際實施情況中，對最低收入者的定義大同小異，一般都是當地劃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線，部分城市還將人均住房面積大大低于當地平均水平者也作為廉租房可申請對象。各地政府通過提供出租屋或者租賃補貼等方式來實現廉租房政策的實施。
專家指出，從房地產業健康發展角度而言，一個健康的房地產業并不是一個單純追求暴利的行業，而應該是各個層次的均衡發展，這就意味著，在發展市場化的高端商品住宅同時，也要適度滿足低收入者低層次的住房需求，積極推動廉租房的發展。
事實上，廉租房在許多國家都是一項重要的住房政策。以美國為例，根據美國《住宅法》，低收入者租住符合政府規定要求的房屋時，只支付戶收入25%的租金，超過部分由政府支付給出租戶。而加拿大為解決低收入者住房問題，由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資建設公共住宅，提供給低收入者租住，居住者只需支付25%到30%的租金，其余由政府補貼。
管理者不可缺位
盡管中央在深化住房體制改革中給了廉租房明確的定位，眾多低收入群眾也渴求著得到廉租房政策的照顧，但從近年來的實施情況來看，作為廉租房政策的實際管理者——地方政府缺位現象嚴重，使得廉租房政策更像一個“官樣文章”，名存實亡。
4月初，建設部的一份通報顯示，至今仍然有70個城市尚未建立廉租房制度。而在一些已經建立廉租房制度的大城市中，廉租房數量也非常之少，難以實現保障低收入人群住房需求的目標。建設部提供的資料顯示，7年來，各地用于實施這一制度的資金不過47億元，使近33萬戶家庭明顯改善了住房條件，而這只不過是全國需要廉租房的龐大群體中一小部分。即便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目前也不過總共建了14000套廉租房，相對京城的數千萬人口，這個數字顯得很是渺小。
“我們就拿上海來說，上海在廉租房上算是走在全國的前面了，但廉租房建在哪里呢？說白了，現在執行的廉租房政策不過是擺了個花瓶，裝裝樣子而已。”提起廉租房，尹伯成氣憤不已。
尹伯成認為，導致廉租房政策難以落實的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過度追求經濟利益，忽視社會效益。尹伯成建議，中央在這個問題上不能和地方政府討價還價，而是應當建立一系列硬性考核指標，并明確獎懲，通過硬性考核的方式來強行落實廉租房政策。
一位業內人士則指出，廉租房政策和目前正在推行的其他宏觀調控政策一樣，都必然牽涉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利益博弈的問題。
財政部會同建設部、國土資源部日前發出通知，土地出讓金凈收益中的部分資金(5%左右)，被納入廉租房建設資金之中。而據媒體報道，這個資金比例最初的設想是25%，此后降到20%，直至目前這個水平，而比例的逐步降低正說明其中博弈的艱難。
業內人士認為，中央政策最終還是要靠地方政府來執行，要解決廉租房管理者缺位的問題，就必須首先解決好中央和地方在這個問題上的利益分配問題，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廉租房在地方政府的手中變成群眾擁護的“民心工程”。
“廉租房政策的實施落實是一項艱巨的工作，需要非常嚴肅的人來從事這件事情。”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華民教授的話意味深長。
[上一頁] [1] [2] [3] [下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