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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最近，大學生“淘糞”讓媒體熱鬧了一通。我為此寫了兩篇文章：《大學生淘糞何恥之有》和《大學生：請先淘糞再打高爾夫》。先澄清一個事實：所謂大學生“淘糞”并非準確的新聞，人家企業招收的是化糞池業務員。但在許多人看來，大學生就不能沾一個“糞”字。我的文章正是針對這種心態而發，指出大學生有些淘糞的經驗，比學高爾夫對人生更有意義。文章在博客貼出后，引起一些憤怒的留言。其中有一條說：“你淘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是個城里人，像農民那樣淘糞的機會確實不多。但是，如果把“淘糞”定義得寬泛些，我確實淘過，而且一生受益。

　　我“淘糞”，是在北大讀書的時候，住在三十二樓。當時一個宿舍六個人，一層樓差不多三四十個宿舍，也就是二百多人。廁所就兩個。大便池就是一道坑，上面用幾道墻橫向截斷，下面則是通著的，而沖水系統經常失靈。原來一直是工友負責清掃，后來學校也許是想讓學生鍛煉一下，順便給低收入家庭的同學創造些工作機會，就把這種工作向學生開放。我立即報名拿到了工作。

　　可是，干了一個月，學校就不讓我干了。理由是許多低收入家庭的學生需要這個工作。我老爹在中央機關當個局長，按級別算高干，在那計劃經濟的年月幾乎是家庭經濟條件最好的了。我再和低收入的同學搶這個工作，實在不像話。后來聽說有些女生宿舍樓沒有學生肯干這個，我于是聲稱：“男生給女生清掃廁所可以嗎？如果可以，我就去干！”聽的人一笑置之，沒有人會和我認真。

　　可見，我對“淘糞”，有著原教旨般的信仰。理由有多種。我從小讀書不爭氣。在上中學時，抗日打游擊出身的老爹總教訓我：“我們當年吃的苦你吃得了嗎？不要說那個了，我現在一個月一百七十塊的工資，你媽媽也是國家機關干部。咱們家要什么有什么。看看工人掙多少？三十幾塊。再看看農民怎么過？你都想象不出來。換了人家的處境你能行嗎？”等進了北大一看，果不其然：農村來的室友們，是在油燈下讀書考進來！由此，我心理漸有了城里人的道德自卑感。同時，我對北大人那種自負也漸不以為然。那年月上大學不容易，上北大更風光。1979年我高考時，在北京27個考生才有一個能被錄取。我在文科里考到了全市前15名。出門時鄰居在背后指指點點：“就是這個孩子，他是四百多分呀！”這是我一生最大的優勝記略，現在想起來都禁不住要吹牛。十幾歲的孩子，能不飄飄然嗎？許多同學，大概都是越來越飄，自以為是國家棟梁了。但時間一久，這種北大文化就讓我生厭，覺得做人首先要知道自己是老幾。怎么才能知道呢？還是從清掃廁所開始吧。

　　我總說，大學是一個人的“精神賬戶”，你一輩子都要不斷回來“提款”的。大學經驗影響人的一生，我“淘糞”的經驗也不例外。這種經驗給我最大的教益是：人不能太把自己當回事。

　　在1989年我二十八歲時，因為人生事業的突變，夫妻雙雙決定學英語出國讀書。妻子天賦高過一頭，1993年就到耶魯讀博士去了。我則托福考得不理想，哪個學校也不要，只好半年后出來陪讀。當時許多在美國的朋友說：“千萬別出來呀。你在國內多少還是個人物，出來則什么都不是，給老婆做做飯而已，況且經濟上沒有保障。二十出頭還可以，但對于三十多歲的人來說，這種心理落差會讓你受不了。許多人像你這么出來的，后來壓抑得不得了。”我則不明白：為什么二十出頭的能受得了，三十多就不行呢？還不是個架子問題嗎？我不端這個成功人士的架子，執意出來了。記得當年同機的是一群女士，都是陪讀去的，只有我一個是男士。她們戲稱我是娘子軍的“黨代表”。

　　來美后，確實看到許多像我這把年紀的人很失落，包括一些在國內有所成就的北大校友。我則每天歡天喜地，稱自己過的是“天堂里的日子”。為什么呢？我的結論是：我是個能“淘糞”的人，知道把自己往哪里擺，什么機會都要試試，而且都很珍惜。結果時間一久，反而大有收獲。而那些落魄的人則是淘不了糞的。特別是三十幾四十歲、受了精英教育、在國內又是個“人物”的，一出來適應不了自己“什么都不是”的地位，一天到晚怨天尤人，反而荒廢了自己。

　　如今這“八十年代后”的一代，不僅是獨生子女，而且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代沒有經歷過匱乏和貧困的人(限于城里的中產階層子弟)。二十年后，中國勞動力供應減少，被撫養人口增加，一對夫婦經常要撫養兩邊的四位退休父母；且根據正常的經濟周期，各種衰退甚至蕭條都可能打擊他們的生活。他們是否有足夠的人生智慧應付這些考驗？這是我所擔心的。所以我才說，現在的大學生，如果有淘糞和高爾夫作為選擇的話，還是淘糞去為好。至少我自己會這么做。★(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