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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只有6歲，正該是無憂無慮的年齡。但在剛過去的一個月里，她卻被趕出教室，在窗外眼巴巴地站了21天。對于她的遭遇，家長、學校和教育部門都各有苦衷，可她卻不愿再回憶——
郭曉曉的心愿，只是擁有一張屬于自己的課桌。
這張課桌并不需要很大，只要能放得下寫字本、算術本和教科書就行了。顏色最好是明亮的黃色，真正的明亮，就像“早晨的太陽一樣照耀著大地”。如果可能的話，課桌的左邊再擺上印有白雪公主圖案的文具盒，右邊的位置留給36色水彩畫筆和調色板。
這個6歲的女孩咯咯笑著，她知道自己又在“做夢”了。眼下，她唯一擁有的只是一個黃藍相間的書包，還是父親送貨的時候從好心人那里討來的。
不過，郭曉曉的這個心愿曾一度實現過。那是今年教師節的下午，她被安排到河南省登封市濱河路小學讀書。在一年級三班的教室里，小姑娘在第九排中間靠左的位置上，擁有了一張課桌。
但沒過一個星期，她就被趕了出來。郭曉曉只好站在教室外面，隔著窗戶的防盜鋼條，眼巴巴地看著自己的課桌。這樣一站就是21天。
10月18日的早上，這個6歲的女孩坐在只有15平方米的家中，自顧自地玩著一輛簡易的塑料汽車。這是她僅有的兩個玩具之一。另一個是只毛絨老鼠，已經破舊得起了球，是在幼兒園讀書時發的。
當問到這21天的記憶時，她只是低著頭，噘嘴嘟囔著：“我想上一年級，他們不叫我上。”但更多的時候，這個孩子揚起頭來調皮地一笑，說自己完全不記得了。
只有父親郭占超記憶猶新。這個中年人穿了件滿是污跡的迷彩服，褲子早已破得開叉到小腿，黑色線團隨風飄著。逢人見面，郭占超常常把黝黑褶皺的手縮到懷里，說是“怕臟了人家的手”。
但在9月初的時候，這雙手還是握著一疊人民幣，伸了出去。那時正值小學開學，可郭曉曉找不到學校。據說原因是自己屬于外來務工人員，小閨女只能回到戶口所在地農村讀書。經人指點，這個農民東拼西湊了500元錢，找到趙校長“上貨”。這個濱河路小學的領導，當即答應孩子入學。
9月10日那個陽光明媚的中午，郭曉曉在屋子里“瞎激動”著。這是一處廢棄的政府辦公樓，他們家花了105元錢租用了其中的一間平房。屋子里的家具大多是從垃圾堆里淘出來的，不少還用鐵絲綁著瘸腿。
但郭曉曉顧不了這些了。她摸了摸頭上的黃色皮筋，在被光線拉長的影子里徘徊著。最后，小姑娘到公共廁所里洗了把臉，換上媽媽新買的粉紅色運動鞋走出家門。
這是她第一天上小學，難免有些興奮。為了到達濱河路小學，她和父親要穿過這個城市里最為繁華的街道，兩旁布滿了服裝店和小吃店，偶爾還會冒出個水果攤。要是在往常，郭曉曉總會東張西望，時而盯著賣糖葫蘆的小攤，時而看看掛滿玩具的商店。
“但那天她可專心了，還不停地催我快點走。”父親回憶說。
坐在可以容納70人的教室里，郭曉曉新奇地發現自己有了張課桌。這和幼兒園的經歷不同，那個時候她要和七八個小朋友擠一條長桌子。
而在家里，她只能站在一個只有兩成新的寫字臺前學習。那是屬于哥哥的“小天地”，擺著屬于男孩子的打火機和手機電池。由于個子不夠高，郭曉曉有時候要爬上床去，才能趴到上面去。
但眼前的這個課桌可是完完全全屬于自己。它剛好放得下書包和課本。郭母記得女兒當天回家對自己嚷嚷：“媽媽，我自己有了張桌子。我現在是一年級學生了！”
但是不到一個星期，郭曉曉就失去了那張課桌。站在教室外面，她眼睜睜地看著另一個男孩子坐在“自己的課桌”前。她只好跑去問父親：“爸爸，為啥別的小朋友能進教室，我卻不能？”
回想起這一幕，郭占超就忍不住哽咽：“你讓我咋對孩子說？我只能說爸爸太沒本事了！”9月17日這天，他接到了趙校長的電話，說是必須把孩子接走。
按照郭父的說法，趙校長堅持孩子沒有本市戶口，不屬于濱河路小學所在的片區。但登封市教育局否認了這一說法。一位申姓局長拿出《九年義務教育法》的小冊子，告訴記者，趙校長的做法源于郭曉曉未滿6周歲，根本不符合入學條件。
無論如何，郭曉曉還是要離開學校。萬般無奈之下，郭爸爸想出來個辦法，讓女兒站在教室外面聽課，“想著總能引起他們的同情心”。
這個登封市少林辦事處王村莊的農民，從2000年起就到城里打工。他只能干些建筑工、三輪車夫和搬運工等“力氣活兒”。如今，他靠開車拉貨為生，每個月能掙上1000多元錢。
這也是他堅持讓女兒上學的原因。“我不愿意孩子再因為沒有文化受苦了。”這個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男人再三強調說。
從9月17日開始，郭曉曉開始了另一種“上課”方式。她照例每天6點鐘起床，穿上爸爸買的廉價橘紅色運動服，走路到濱河路小學上課。唯一不同的是，她始終站在教室外面。
由于窗戶被鋼條封鎖，郭曉曉只能透過一個個“窟窿眼”聽課。有時候需要做筆記，她就把本子按在墻壁上。每天，她還會記下拼音作業，然后回家完成，只是從來沒有機會交給老師看過。有時候遇到發卷子，她就央求母親跑到學校來要。
曉曉最喜歡語文課和數學課。她還記得一次上語文課，老師問到“問”字的拼音是什么的時候，她還下意識地舉起了手。
“但沒有人點我的名。”郭曉曉低著頭說。她顯然并不愿意回憶往事，常常撂下一句“不知道”來回避。
但多年來，這個女孩已經隱約察覺到自己和其它孩子的不同。在幼兒園的時候，每周五都有個名叫“小朋友做天使”的游戲。擔任小天使的同學，可以坐在教室的第一排，還可以管教別人。但這項特權只有掏錢才能享受。
可郭曉曉從來沒有為此向父母抱怨。10月18日這個傍晚，她邊在灶臺上添柴，邊懂事地說：“爸爸工作很辛苦，有時候給人拉垃圾要11點多才回來。”
這個有些早熟的孩子，起初并不習慣站在外面，原因之一就是同學們的異樣目光。“你學你的唄，看我干啥？”她情不自禁地埋怨。
據說，一個小男孩每天都會過來踢她一腳，原因是“你為啥天天站在外面”。班上的女同學也會不經意地冷落她。有人還捏著鼻子對她說：“你真臟，不洗澡。”
每每聽到女兒看似無心地講述這些故事，郭媽媽就會心疼地掉眼淚。這個農村婦女有時候把孩子送到學校，常常發呆一樣遠遠地望著女兒的背影。還有一次，她發現女兒耳朵紅腫，原來是被看門大爺揪到了學校大門外面。
“我們也是沒有辦法！你想想，誰不心疼孩子呢？”她在附近的一條街道打掃衛生，每個月收入不到500元錢。
于是，她也會狠下心來教育女兒：“下次再有人讓你走，你就說你們不讓我進教室聽課，難道站在教室外面也不行嗎？”
郭曉曉就這么聽話地站著，直到10月13日那天。有人向當地媒體反映，看到一個學生站在教室外面聽課，懷疑是教師體罰學生。在被媒體曝光之后，她這才結束了21天的聽課經歷。
許多人用“憤怒”和“悲哀”來表達自己對這件事情的態度。一位網友還建議把這幕場景寫入共和國歷史，理由是“真實見證了農民工曾經經歷過的歧視和不公正待遇，記錄歷史進步的艱辛和不可逆轉。”
這讓登封市教育局始料不及。他們始終把這對父母的無奈，歸咎于自我造成的事故。一位申姓的局長反復向記者強調，由于家長纏得校長沒有辦法，才勉強讓孩子入學。而讓孩子離校的做法并無過錯，只是，“處理方法有些問題”。
曾有人當面問這位局長：“如果這是你自己的孩子，你能忍心看著她在外面站那么多天嗎？”
但申局長始終沒有正面回答，而是反復強調“沒有向上級匯報”等等。他還透露，這位趙校長已經于上周五遞交了辭職申請書，可見，“已經認清楚了自己的錯誤”。
而郭爸爸則開始擔心另外的問題。常常有熟人警告他，這樣對外曝光，小心明年教育局為難你，還不讓你孩子上學。
因此，在采訪中，這位父親顯得格外謹慎。他拒絕透露妻子的名字，以及和自己工作有關的任何細節。他只是反復地說：“你就看之前的報紙就行了，上面說得很詳細了。”
這些發生在大人之間的故事，郭曉曉并不是很清楚。如今，她被安排到登封市一家幼兒園讀書。每每遇到記者，她最愛說的話就是：“我愛學習，我想上學。”
在那漫長的21天里，她始終孤零零地站在教室外面。背著一個咖啡色的書包，拿著鉛筆在本子上畫來畫去。偶爾地，也會有個被罰站的小朋友，在外面陪伴著自己。
對于這個孩子來說，最快樂的時光莫過于下課鈴聲響起。自己終于可以自由地出入教室，或者和小朋友在操場上玩“丟手絹”的游戲。
但她依然記得，在“罰站”的某一天里，別班一個“長得很漂亮”的女老師，曾經讓她進教室聽課，但只能坐在最后一排的位置。那張課桌又臟又舊，遠不如自己原來的那張。
(為保護未成年人，本文中的“郭曉曉”為化名) (記者 楊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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