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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沒有選擇權時，大學畢業生們接受一份工作，就像接受命運安排。當擁有選擇權后，大學畢業生們發現，事實上，可選擇的越來越少。

　　這或許是自由的代價，有人甚至開始羨慕“分配工作”的時代；不過，只有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才知道能夠“三千弱水中取一瓢飲”的幸福。

　　“移動的磚頭”

　　每周一到周五，9點上班16點下班。下午泡上一杯綠茶，慢慢啜飲時，不時有編輯過來詢問標題是否要改，版式是否該調。這就是汪文目前的工作狀態，他常常感慨說這樣的人生過于平淡。

　　汪文，46歲，農民日報社評論部主任。他說，如果時光退回到1984年的夏天，他的人生軌跡一定不是如此。

　　1984年6月，炎熱而沉悶。北京大學哲學系大四學生汪文，照樣和同學一起踢球、看書，他說對畢業沒有什么概念，只是覺得畢業后不再接觸學校而已，反正學校會分配工作，其他的人生目標、職業規劃是沒有想過的。

　　這種想法在當時并不奇怪，因為在政府統一分配工作的時代，大學生的就業不以自己的職業規劃為轉移。

　　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1950年，當時的政務院發出《為有計劃地合理地分配全國公私立高等學校今年暑期畢業生工作的通令》，提出對高校畢業生實行有計劃的統籌分配；一年之后，再次發布的《關于改革學制的決定》，規定高校畢業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

　　恢復高考后，國家仍然沿襲了這一規定。1981年，“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學生面臨畢業之際，國務院批轉了原國家計委、國家教委《關于改進1981年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分配工作的報告》，要求對畢業生按照國家統一計劃分配：國家教委直屬院校畢業生由國家負責面向全國分配；部委主管院校，畢業生由各部委在本系統、本行業內分配；省屬院校的畢業生主要由各省市自治區負責面向本地區分配。

　　“我是革命的一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成為當時的流行語。汪文覺得，大學生和磚的不同之處就在于能夠移動。

　　1984年夏天的一個下午，班主任在教室門口叫住汪文，帶他到辦公室，問他對就業有何打算。“打算？我就是想做點實際的工作。”汪文在老師對面坐好，不假思索地回答。

　　老師又問一個問題：“你愿意去教書嗎？”

　　“不愿意，我不想呆在學校了。”汪文說，就是這一句回答，讓他每次想起來都有些悔意。

　　大約兩周后，畢業報到證發到每個人手中。汪文的報到地點是農民日報社，隔壁班一位同學的報到地點是南京陸軍指揮學院。

　　兩人心里都一驚。同學想留在北京，而軍校則令汪文心馳神往。兩人商量后，拿著報到證找班主任，坦白來意。

　　答案是否定的。當時的就業，都是老師在畢業前詢問同學們大概意向，然后向用人單位推薦，一般情況下都是遵照同學意愿的，“但老師問得不會特別細，大概是為了公平角度考慮吧，因為崗位基本是固定的，不可能讓所有的人滿意。”

　　資料顯示，1984年全國的大學畢業生僅有27萬。在人才奇缺的情況下，用人單位沒有挑選權，畢業生無所謂自主權。

　　汪文認為，都怪自己當初一句話，讓主管分配的老師給了自己一個并不十分想要的工作。

　　學校只是一個橋梁

　　作為主管分配工作的高校老師，其實只是起到一個橋梁作用。這是韓經一再說的話。

　　韓經，43歲，北京科技大學招生就業處處長。畢業前夕，老師問他的工作意向，韓經說自己想進學校。在當年的畢業報到證上，他的報到地便是北京科技大學學生處。

　　1988年的暑假是一個轉折點。在此之前，他是等待分配的畢業生，在此之后他是主管分配工作的老師。

　　就這樣，韓經開始了統包統分階段的分配工作。當時的情況是，原國家教委聯合其他部門，根據國有企業、政府機關、事業單位等用人需要，制訂分配計劃，然后下發給各個高校，高校根據這張表格，再推薦合適的人選。

　　“一個蘿卜一個坑，我們只負責把蘿卜栽進坑里。”韓經比喻說，工作后自己拿到的第一張表格，就是1989年給北京科技大學的用人指標。

　　學生處有四個老師，一個主管研究生，三個主管本科生。他們拿到用人指標，去和系里的負責人探討。韓經曾經拿著指標找到采礦系主管分配的副書記，說是冶金局、企業等用人單位要在該系招200人左右。

　　副書記不敢耽擱，當下召集各個畢業班的輔導員，讓他們根據學生大致意向、成績、表現、家庭地址等因素，根據職位一一推薦人選。“學校只負責培養學生，對于分配工作是不起左右作用的”。

　　至此，韓經才知道，原來自己的就業過程，也是這樣先由教育部制訂了計劃，然后由學校根據“坑”把自己這個“蘿卜”栽進去的。

　　雖然每個“蘿卜”都有“坑”，但并非每個“蘿卜”都滿意，比如說那些戀愛的“蘿卜”。韓經記得，當時學校不提倡戀愛，談戀愛的同學都是偷偷摸摸的。老師在推薦工作時，只考慮家庭住址、成績、表現等情況，根本未曾料到自己的推薦就讓這些戀人勞燕分飛。

　　一個插曲，如同電視劇一般情節曲折。韓經同一屆的采礦系有一對戀人，畢業被分配回各自的省城。兩年后，因難以忍受相思之苦，兩人同時辭職，一起再來北京相聚，最終結成良緣。

　　對于他們來說，畢業時自己是沒有選擇權的；辭職后選擇權回到自己手中，人生軌跡的選擇權也才回到自己掌握之中。

　　韓經說自己一直想了解而沒能了解，那些對所分配工作感到不如意的人，會如何開始他們的職業生涯呢？

　　既來之則安之

　　在沒有選擇的空間里，做好被安排的工作是大多數人的惟一選擇。

　　1984年7月，汪文拿著檔案袋和報到證，到了萬壽路61號院。農民日報社在院內某一棟樓的四層和五層，幾張辦公桌擺在一起，就是辦公地點。主任也和大家一樣，沒有自己的辦公室。

　　汪文和同來的10名大學生，在領導的歡迎詞中留了下來。

　　汪文被分去做國際版編輯。“我對新聞一無所知，對那些國外的消息感到特別陌生，跟我學的、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樣。”但汪文想，既來之則安之，把手頭工作做好要緊。

　　作為媒體人，也作為一個有點遺憾的就業者，汪文經常關注大學生就業信息。1986 年，他得知原國家教委出臺《高等學校畢業生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提出高校畢業生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標是，在國家就業方針政策指導下，逐步實行畢業生自主擇業、用人單位擇優錄用的雙向選擇制度，逐步把競爭機制引向高校。

　　同年，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實行雙向選擇試點。

　　“如果我畢業是在這一年，情況會怎樣？”汪文會給自己做這樣的假設，而每一次自己給自己的答案都是，一定會自主擇業，選自己喜歡的職業，做適合自己的工作，“即使這份既喜歡又適合的工作未必一下子找到，但經歷是重要的，非常重要。”

　　其實汪文也曾換過單位——農民日報社的子報《中國畜牧報》。那是1991年，汪文作為編輯部組長過去，統攬大局。

　　報社里招聘一些員工，讓汪文的看法有了改變。因為他們的工作態度與很多在編人員的工作態度截然不同：聘任制員工干得非常認真，工作熱情很高；很多在編人員則平淡如水。

　　當然薪水也不同，聘任制員工比在編人員的錢少得多，但他們都是自己應聘而來的，盡管只是中專生、職高生，因為發揮了他們的價值，滿足了他們的職業需求，他們愿意不關注薪水，愿意為之投入熱情和精力。

　　汪文理解這些人，因為如果是自己，也會這樣為了自己選擇的職業奮斗，甚至不計報酬。 兩次變遷

　　那是一道大門被打開的驚喜，至少行政命令不再過多干預畢業生擇業。

　　此前從畢業生到用人單位，要經過高校、教育部兩重大門，尤其是教育部牢不可破的大門，在就職前使得雙方不能相見相知。“就像舊時的婚姻一樣，在結婚前雙方是不知曉對方的。”韓經說。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當年的許多畢業生，毅然打點行裝，來到深圳、廣州等南方城市，開創一片新的事業。

　　不僅僅是到南方，還有很多人到外企去，到民營企業去，自己創業去。韓經回憶說，教育部的分配指標，只包括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等單位，外企和民企尚不在列。

　　然而當時，改革開放方興未艾，市場經濟抬起頭來，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大城市的外企越來越多，民營企業、私人工廠也紛紛建立。這些企業和工廠幾乎招不到大學畢業生，他們只能用那些辭職的人，或者沒有上過大學的人。

　　1992年，北京科技大學學生處接到一個通知，原冶金部召集屬下的16所高校，要與用人單位開一個“供需見面會”。

　　韓經笑了，“學校是最了解自己學生的，但是以前學校不能參與分配工作，現在學校直接作為參與因素了，真是一個進步。”

　　韓經和兩位同事趕到原冶金部找的一個會議中心，看到一個個用人單位已經來了，有寶鋼、攀鋼、武鋼等國有大型企業，也有各地冶金局等事業單位，還出現了北京外企服務公司。

　　其實早在1979年，北京外企服務公司已經成立，然而真正到高校招聘畢業生，還是等到了上世紀90年代。

　　16所學校，擺起了16個小攤子。攤子上寫著學校所設系別，用人單位中意后，前來和學生處老師談判。攀鋼的員工曾對韓經說，想要當年北京科技大學冶金系畢業的所有四川生源，以及周邊青海、貴州、云南等地生源。

　　這個見面會，只有半天時間。當天下午，韓經就要趕回學校，將用人單位的需求，按照系別分類，然后讓各個系的負責老師和學生做大致溝通。“說起來簡單，這些工作其實很繁瑣，當晚我們都是要熬通宵的，”韓經的話鋒一轉，“但是心里很高興，能夠為學生找到滿意的工作，我們當然高興。”

　　當時的學生，大部分把眼光瞄向外企。因為外企待遇較高，經營理念先進，有國際職業規范，在事業單位一個月拿400元，但在外企可以拿到1000元。

　　當韓經等老師再次把信息通過原冶金部反饋給用人單位，這一年的畢業生就業基本塵埃落定。

　　然而作為就業主體的學生，還是沒有直接參與到求職過程中。這個僵局的打破，依然是國家一道行政命令。

　　1994年，原國家教委出臺了《關于進一步改革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和畢業生就業制度的試點意見》，提出國家不再以行政分配而是以方針政策為指導，以獎學金制度和社會就業需求信息引導畢業生自主擇業。

　　1998年，北京科技大學舉辦第一次大型校園招聘會，就是讓用人單位到學校來，和學生見面商談。“這是真正意義上的求職，不僅是一種進步，更是質的飛躍。使得就業的兩個主體直接溝通，用人單位和畢業生手中都有了選擇權”。

　　這次校園招聘會是在學生食堂。幾百家用人單位搭起小攤子，有事業單位、外企，還有聯想等知名民營企業。學校里千余名本科畢業生、碩士博士畢業生手持自己制作的簡歷來到現場，遇到有意向的單位，就遞上一份簡歷。

　　在現場轉悠的韓經，舒了一口氣，心情很暢快。當年的招聘會舉辦下來，本科畢業生的簽約率約為90%。

　　韓經還注意到，當時民營企業突飛猛進，畢業生的目光也開始投向這些單位，不再單一地趨向外企。而此時正逢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經營狀態欠佳，在他們的攤子上，很少有人問津。

　　招生就業處的老師，不再參與用人單位和畢業生的溝通，而轉入幕后工作。

　　有了選擇以后

　　轉入幕后了，不代表工作清閑了。招生就業處的主要工作變成為畢業生尋找更多的就業單位，為用人單位提供更全面的畢業生資料。

　　今年暑假，北京科技大學招生就業處派出幾批老師，到全國各地走訪往年畢業生所在的用人單位，一是了解學校的畢業生工作情況，二是建立穩定的供求關系，“如果我們的畢業生干得好，用人單位就喜歡再招我們學校的”。

　　9月份開學后，招生就業處開始整理第二年的畢業生生源庫，包括學習情況、專業成績、所得獎懲等。這是一項龐大的工作，先分到各個學院去收集，然后再匯總給招生就業處，其中2009年的本科畢業生約為3500人，碩士畢業生2500人，博士畢業生500人。

　　國慶長假后，招生就業處將打印好的信函，以郵寄或者電子郵件的方式發送給用人單位，邀請他們來學校走訪和招聘。

　　接下來，就是大大小小的校園招聘會。小型的多為企業專場招聘會，中型的是地區性行業性為主，大型的則是每年11月和次年三四月的校園招聘會。

　　坐在招生就業處的位子上觀察，韓經明顯感覺畢業生的就業壓力逐年加大，于是一部分人又開始羨慕20多年前的分配工作，覺得那畢竟是穩定的。

　　“有些人寧可自己被安排，也不愿意自己去選擇去競爭。從實質上來說，我覺得這是一部分畢業生沒有自信心、不愿意競爭崗位所致。”韓經嘆口氣說，自己從畢業到現在，在招生就業崗位上整整20年，感受最大的變化，就是就業自主選擇權由行政回歸到畢業生自己手中。

　　但是，韓經話鋒一轉說，有選擇就意味著有痛苦吧。

　　沒有選擇就意味著不痛苦了嗎？

　　汪文給出的答案是“不”。他說，如果能夠自主擇業，他一定會在30歲之前嘗試自己喜歡的工作，然后選定其中自己最喜歡、也最適合的作為終身職業，“弱水三千，我取一瓢飲，我想人的職業生涯本該如此”。

　　現實并不如此。今年10月26日，是國家公務員報考的最后一天。截至當晚6點，通過報名審核的人數達到104萬，再創歷史新高。各職位平均競爭的比例為78比1，位居前列的中國殘疾人聯合會招一名工作人員，報考人數達到4584人。 (記者　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