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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4月26日，湖北民族學院在學校舉辦“校園兼職招聘會”，吸引了不少大學生前來應聘。 中新社發 章新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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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到了，大學生兼職又掀起了一輪高潮。“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象牙塔生活早已成為過去，到底是什么吸引大學生做兼職呢？他們兼職的時候遭遇過困難嗎？
近日，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騰訊網教育頻道對1649人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73.5%的人做過兼職，69.6%的人認為兼職可以增強對社會的了解，為今后的工作奠定基礎。
“我的英語口語就是做兼職的時候練出來的。”上海大學的聶丹是獨生女，父母給她的生活費綽綽有余，但她卻很樂意去做兼職。有一次，她看到學校貼海報招聘英語會展禮儀，心想可以借此練練口語，就硬著頭皮去了。結果這一試就一發不可收拾，以后只要是有能練口語的兼職，她總是千方百計地爭取過來。不到3個月，她已經能很嫻熟地跟外國人聊天了。
調查中，當問到做兼職的首要目的是什么時，35.6%的人認為是鍛煉個人能力，34.9%的人認為是增加社會經驗，25.8%的人做兼職是為了賺錢，24.0%的人表示在選擇兼職工作的時候只要能掙到錢，其他無所謂。雖然賺錢不是第一位的原因，但是參與調查的公眾中58.2%的人表示賺到一筆完全屬于自己的錢，很有成就感。
從今年3月開始，北京某高校中文專業學生小趙每周六、周日中午12點就要從學校出發，乘坐342路公交車到青年路南口，教一家韓國人的3個孩子學漢語，每次4個小時，兩天下來能掙到300塊錢。
雖然很辛苦，錢也不多，但是小趙認為這份家教對于以后自己想從事的對外漢語教學工作很有幫助。“像促銷、發傳單之類的純粹體力活兒，再多的錢我也不會去做。”小趙說。
調查顯示，選擇兼職工作的時候，54.5%的人傾向于兼職要能體現個人能力和價值，不在乎專業是否對口，29.1%的人傾向于與專業有關的兼職，26.1%傾向于能積累人脈的兼職。
某世界500強公司人力資源主管謝曉嫻坦言自己找到這份工作就是因為豐富的兼職經驗。“在學校里只學習了一些理論知識，具體怎么操作根本不會。”謝曉嫻大三開始在一家小公司的人力資源部做兼職，“幾乎是從零學起，薪酬計算、績效管理、公司招聘和培訓等工作都需要在實際工作中摸出門道。”讀研之后，她又去過幾個大小不同的企業，對人力資源各個模塊的工作更加熟悉，還總結出一套適合自己的工作方法和技巧。
“沒有哪個企業愿意要業務操作上沒有任何經驗的人。”謝曉嫻建議，大學生要適當地去做一些兼職，而且最好是跟今后的個人職業相關的兼職。
調查表明，69.6%的人認為兼職可以增強對社會的了解，為今后的工作奠定基礎，51.2%的人認為做兼職對以后找工作幫助很大，26.6%的人認為兼職可以讓所學的專業知識與實踐有一個很好的結合。
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張晶晶從今年4月開始就一直在一家出版社兼職，說是兼職，其實就是個“打雜的”，“跑腿送東西、接打電話、打印復印資料、核對數據，好多雜七雜八的活兒呢，他們正式員工需要人幫忙的時候就會招呼我。”
調查顯示，54%的人在兼職的時候“除了本職工作，還經常做一些打雜的工作”。除此之外，大學生在兼職時碰到的困難還有：拖欠或少付工資的情況(33.1%)，無限制加班并且沒有加班費(23.4%)，被用人單位歧視(19.5%)等。
“招聘的時候說干一個月給1320元，發工資的時候只有680元。”去年寒假，中國傳媒大學學生崔超在北京市朝陽門附近某網絡公司做網絡編輯，為了干滿一個月，她跟公司的正式員工一樣，臘月二十八才回家，初六就回來了。但是工資幾乎少了一半，崔超感覺“被騙了”。
“找公司主管去說理，他說公司把稅和其他費用扣掉后就剩這么多。問他其他費用是什么，他說上邊規定的，他不太清楚。”此事只能不了了之，崔超至今仍在后悔當初沒有簽訂勞動合同。
“隨著社會開放性和市場性程度的加深，兼職和勤工儉學的分界線越來越模糊，有的用人單位甚至打著‘勤工儉學’的幌子將大學生當成廉價勞動力。”北京大學法學院葉靜漪教授認為，即使勤工儉學，也應該通過訂立服務或實習合同，明確權利義務關系，有關勞動標準問題，如工作時間、勞動報酬、勞動安全衛生條件等，都應該參照勞動法的規定執行。
本次調查中，38.4%的人認為大學生兼職有必要簽訂用工合同，52%的人認為要看實際情況。此外，66%的人認為簽合同可以更好地維護大學生的合法權益；42.1%的人覺得為防止以后出現雙方難以說清的問題，最好還是簽合同；也有12.2%的人認為工作時間太短，沒必要簽訂合同。
不少學生在采訪中表示，兼職找到的工作一般都是用簡單的書面文字甚至是口頭約定工作時間、內容、報酬等情況，很少要求“簽合同”。就算學生有“簽合同”的意識，不少公司也往往不愿“配合”。
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郭邁丁建議，大學生在與用人單位確立勞動關系時一定要簽訂一個書面合同，盡量避免口頭協議。合同條款內容要明確，避免采用有歧義的條款。一旦遇到欺詐或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要在第一時間向本地區勞動或人事行政部門積極投訴，尋求法律上的救濟途徑。(實習生 李春蓮 朱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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