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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將過去的10月，對于教師職業而言夾雜著一絲悲涼，發生在山西和浙江的兩起“弒師案”引發社會對于這一職業乃至教育本身的深刻反思。針對教師受害案件，27日教育部基礎教育一司負責人表示，教師正當使用的懲戒并非對學生的體罰，不提倡遷就學生一切行為(10月28日《北京晨報》)。

　　近期發生在山西和浙江的兩起“弒師案”是教育上的不幸，有必要深刻反思這兩起“弒師案”。兩起“弒師案”尚未蓋棺定論，教育部提醒切實保護教師安全固然可以，但因此表態支持“教師正當使用的懲戒”，就讓人難以理解。面對教師受害案件，需要做的是減少教與學的矛盾，而不是支持所謂“正當的懲戒”去激發矛盾。

　　事實上，兩起“弒師案”就有體罰的影子。比如，在山西“弒師案”中，施害學生曾在其死亡日記里發泄著對初中時教他的兩位老師的不滿，聲稱“做鬼”也要殺他。“不光是老師，父母也不尊重我，同學也是，他們歧視我……”。反思兩起“弒師案”，應該是如何減少學生對老師的仇恨。而支持教師對學生的懲戒——無論是正當的懲戒，還是不正當的懲戒，哪怕是教師恨鐵不成鋼，也容易激發矛盾。“教師正當使用的懲戒”哪怕有合理性，也不該是兩起“弒師案”的正當回應。

　　退一步說，“正當的懲戒”原本就是一個模糊的說法；在中國素有“嚴師出高徒”的現實語境下，“正當的懲罰”與體罰可能只有一步之遙。教師教育學生的手段是否合理，《教育法》、《教師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自有規定，懲戒是否適當、合法，對照即可，無需以“不提倡遷就學生一切行為”為借口，為體罰和變相體罰尋找臺階。(王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