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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報》200字4000元，《現代金報》300字3000元，《舟山日報》600字1000元……這可不是媒體的稿費清單，而是浙江某高校為提高學生社會實踐的宣傳力度而特別設置的獎勵。據了解，這樣的“獎勵”在全省高校并非個案。

　　作為課堂教學的有益補充，社會實踐一方面讓久居“象牙塔”的學子們接觸社會，關注民生，體察民情，加深其對社會的認知和了解，另一方面又能為學生搭建服務社會的平臺，提高自己的動手能力。因此，每年寒暑假，各大高校乃至一些中小學校，都會組織學生開展各式各樣的社會實踐活動。

　　然而，與社會實踐的蓬勃發展相比，其評價體系的建立卻明顯滯后。由于社會實踐一般都在校外進行，脫離了老師的視線，又不可能借助考試等傳統考核形式來分高下，于是學校并沒有規范的評價標準。在這一背景下，媒體報道由于直觀形象，且具有一定的社會反響，于是就成了學校競相追逐的目標。為此，許多高校在獎勵社會實踐成功團隊時，都會把媒體是否報道作為評審的主要標準之一，更有甚者，直接出臺現金激勵的辦法，對被媒體報道者“按級行賞”。當然，媒體報道學生的社會實踐活動，在無形中替其所在學校打了一次免費廣告，這也是校方如此看重宣傳效果的重要原因。

　　然而，從新聞價值來看，學生的暑期實踐活動往往題材雷同，缺乏新意，大多數都不適合報道。于是，學生們不得不把時間和精力更多地花在和媒體打交道上面。有的四處搜集媒體記者的聯系方式，然后將稿件雪片般投寄到媒體郵箱；有的則直接要求媒體幫助策劃活動，“只要能報道，活動怎么搞都可以由媒體來定”。試想，如果再怎么埋頭苦干并不能引來喝彩，只有“報上見名、電視露臉”才是硬道理，還有誰會踏踏實實地做事情呢？當社會實踐異化成為“公關實踐”時，也就偏離了其應有的本意，失去了鍛煉提高的價值。

　　顯然，媒體報道并不適合作為社會實踐的評價標準。從某種意義上講，社會實踐需要幾分默默無聞的低調精神，學校必須摒棄追求“面子工程”的浮躁心態，從注重實際效果的角度出發，引導學生樹立科學合理的社會實踐價值取向。

　　清華大學學生李強利用寒假進行農村調查，寫出4萬字的“鄉村八記”，反映了年輕人眼中真實的現代中國農村情況；復旦大學朱瑋琦同學所做的一份調研，讓陜北農民的“剪紙”成了出口商品，打入美國市場。這些都成為學生社會實踐的標桿，為校方建立評價體系提供參考。重要的不是揚名立萬，只要學生能夠沉下身子，感受社會，對社會現象和問題有自我獨到見解，只要能夠運用自己的知識和能力，為社會帶來有益的幫助，這樣的社會實踐就是成功的。(張遇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