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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從什么時候起，本是測驗考生國文能力和水平的一場普通考試，卻被當作高三畢業生公共意識和道德水準的一張“試紙”。昨天的《新京報》刊發社論認為，高考作文采用“時評體”是在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這種體裁與“常識觀”的結合，可以引領青年人對現實和人生的思考。

　　作為一位曾經參加過高考的老考生，也作為一位考生的家長，我認為，這種不著邊際的放大效應，可能是對高考作文命題常識性的謬誤判斷。

　　即便一位具有獨立分析能力的時評人，也很難保證在“圓明園獸首拍賣”和“明星代言”等公共事件及現象上，寫出同樣的立場和觀點。況且，那么多批閱“考卷”的教師們，是不是也能將這些作文的思想、觀點、立場統一起來？假如在這方面出臺了“統一評分標準”，那么其本身就是對上述立論的自我“推翻”；假如不設定“統一評分標準”，無疑又是對考生評分的不公。

　　同理，高考作文也不應是“公民責任”、“公民意識”的磁場，更無法在一次簡單作答中，“增強考生參與和管理社會事務的意識和能力”。如果考生們都在考場上異口同聲地批判社會現象。那么，這與當年“張鐵生”的白卷式考試又有何區別？要知道，這種文化虛無主義，本身就是對考生多樣性選拔制度的最大諷刺。

　　這幾年，高考作文命題的邊際放大，甚至出現一種倒退，完全是由于輿論對其的過度反應。一方面，它使得出題的教育專家不得不在公共壓力下，把題目出得更有“眼球效應”；而另一方面，也使考生們在那些新聞事件上慌不擇路。這不僅僅是對高考常識的不尊重，也是對那些涉世不深的考生們的苛求甚至苛責。

　　其實，讓高考作文回歸到智力和語文的水平測驗上，與孩子們愿不愿承擔“公民責任”并不矛盾。因為在我們的社會評價體系里，并不是所有能評論時事的人，就是對社會貢獻最大；也不是那些對這些“虛無文化”、“精英文化”不接納的孩子們，就是思想意識有問題。

　　□胡安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