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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全國11個省份進行新課改高考的消息，引發輿論對打破高考“一考定終身”的高度關注。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目前所謂的打破“一考定終身”，由于高考集中錄取制度尚未從根本上轉變，并不會對基礎教育的應試局面真正產生觸動。而新高考采取的“高考成績+學業水平測試+綜合評價”三位一體錄取依據，也不過是對過去高考科目的重新組合而已，或者拆分、或者前移。

　　所有的問題都指向高考集中錄取制度——只有打破集中錄取制度，推行高校自主招生，高考成績、學業水平測試和綜合評價才能在錄取中真正發揮作用，使高考與新課改相銜接，并對基礎教育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變形成強有力的引導。

　　自主招生制度面臨兩大質疑

　　近年來，作為教育改革的一部分，高校自主招生有所發展。但對于這項制度，目前社會上存在著兩大質疑。

　　其一，高校的自主招生公信力如何保障？

　　根據1998年頒布的高等教育法，我國高校擁有包括自主招生權在內的7項自主權。但高校的自主招生，從2003年才進入公眾視野，當年有22所高校嘗試拿出5%的招生名額，進行自主招生。也就是從那時起，此前呼吁落實高校辦學自主權的輿論，轉而質疑自主招生的公平、公正。

　　為何會如此？是自主招生本身有問題嗎？非也！原因在于，雖然高校已嘗試自主招生，但高校自身相應的改革并沒有跟上來——對應高校辦學自主權，高校必須推進學術自治、教授治校、學生自治。也就是說，如果高校擁有辦學自主權(包括招生自主權)，在校內卻沒有學術管理的環境，由行政力量主導教育資源與學術資源配置，受教育者不能參與學校決策與辦學監督，那么，自主權就有被濫用的危險。而事實也驗證了公眾的擔憂：自主招生的高校，并沒有按規定充分公布考生的信息，接受公眾監督，以至于大家總懷疑這背后有“權分”、“錢分”交易。更令人無奈的是，不能自證清白的高校根本就不理會質疑，依然故我。

　　其二，高等教育的資源配置效率會否降低？

　　集中錄取制度被公認的“優勢”之一，是高等教育資源配置效率極高，在短短一個月中，可以完成全國1900所高校600萬新生的錄取。

　　反對打破集中錄取制度者的理由之一就是，如果自主招生，由學生來選擇高校，必然出現有的高校在一次錄取中招不滿學生，這就要多次招生，擴大招生周期，提高招生成本，而且還有可能多次招生之后依舊招不滿學生。

　　確實，依照美國高校自主招生的經驗，這種情況肯定會發生，就連耶魯大學這樣的一流名校，新生報到率也不到70%。如果我國推行自主招生，北大、清華這樣的大學，也會出現發出100張錄取通知書，卻只有六七十人來報到的情況。那些辦學質量一般的學校，情況可能就更加不妙。從資源充分配置角度，這似乎很有道理。但事實上，從高等教育的競爭角度看，資源配置效率低正是大學競爭的動力。假使一所學校發出100張錄取通知書，來報到的只有10人，這所學校將面臨嚴重的生存壓力，由此必然重視自己的辦學質量。這正是現代教育制度中，重視學校自主招生權的重要原因：通過受教育者以腳投票，形成高等教育的競爭機制，高考不單是學校選學生，更是學生選學校。我國的高考集中錄取制度，把學校分在不同批次，每個學生只能拿到一張錄取通知書，這在增加高等教育資源配置率的同時，限制了考生的選擇，也就降低了學校的競爭。其結果是，學校沒有生存壓力，不太重視教學質量，受到損失的，依舊是受教育者。這幾年，人才培養質量低、大學生對學校教育不滿，與此有密切關系。

　　完善自主招生必須推進高校改革

　　依舊保持高考集中錄取制度，就只能使所有高考改革，都在集中錄取的框架下“加加減減”，換湯不換藥地折騰考生。在筆者看來，如果我們真希望推行改變“一考定終身”的新高考，就必須打破高考集中錄取制度，建立健康、公正的自主招生制度。而要達到這一目標，又必須徹底改革高等教育制度。這已經成為擺在我國教育發展面前的重要課題。

　　改革高等教育制度，具體應包括以下幾方面：

　　首先，恢復高校的自治性。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的真正落實，首先需要政府轉變職能，改變對高等學校的直接管理，打破高校與政府的行政隸屬關系，建立法治框架中的高校和政府的委托代理關系。需要制定有關法律，確定國立大學體制改革的思路、目標。從取消高等學校的行政級別開始，通過建立大學撥款委員會、實行校長遴選制度等現代大學制度建設，使部屬高校成為首先落實自主權、自主辦學的高等學校。

　　其次，實行大學校長遴選制度。大學校長遴選制度是現代大學制度的組成部分。在現有法律框架下，仍可以改革按黨政干部選拔方式產生大學校長的傳統模式，倡導教育家辦學。應該強化遴選程序，建立大學校長遴選制度。建立由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政府部門官員、社會賢達、知名校友、學校教授等共同組成的遴選委員會，制定校長標準，面向社會公開征選，確定人選后由理事會或報教育部任命。這一過程必須有更大程度的社會參與，不能由政府主管部門閉門操辦。只有這樣，才能減少校長任命的隨意性，增強校長的民意基礎和權威性，使校長辦學更關注教育規律與學術規律。

　　第三，實行學術本位的管理。高等學校作為教學和學術研究機構，應當實行不同于政府和企業、符合自身屬性的特定的組織管理。其核心是改變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平衡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實行以學者的自我管理、民主管理為特征的學術本位的管理。在高校的日常管理中，要發揮學術機構的管理與決策作用。要轉變過去學校通過黨委常委會、校長辦公會等行政會議，進行所有決策的做法，改為黨委常委會、校長辦公會負責行政事務決策、執行教授會做出的學術決策，教授會負責學校學術事務決策。只有讓教授在學術事務決策(包括學科發展、專業與課程設置、教師聘任與發展、學生培養與學位授予等)中發揮作用，才會使學校的管理尊重教育規律與學術規律，淡化行政因素對教育與學術的影響。

　　其他還包括精簡高校領導人數和管理機構，以及改變高校治理結構，成立學校理事會，對學校戰略發展進行決策等。

　　簡單地說，假使高校能在落實辦學自主權的同時，改革內部管理制度，建立大學理事會，實行校長公開遴選，實行行政權與學術權分權，強調學術本位管理，那么，自主招生的公信力自然會確立。因為在學術民主管理中，行政的權力十分有限，辦學信息必須對教師、學生和公眾公開，招生等事務完全透明。

　　同樣，離開集中錄取制度保護的高校，面對受教育者的選擇，必然會重視人才培養，會以高的人才培養質量來參與自主招生競爭。至于資源配置率問題，不但可以通過從一次集中錄取變為多次錄取加以解決，而且，其本身也將成為衡量一所學校辦學質量的重要指標之一，從“改革障礙”變為“辦學動力”；而對應于多次錄取，人才的培養也必然要求從學年制轉為完全學分制，擴大學生的學習自主權。

　　從這個意義上說，新高考的成功，正取決于高校改革是否配套推進：能否淡化行政色彩，恢復教育本位和學術本位；能否打破壟斷，增強競爭。我們也可以說，新高考在“倒逼”高校改革。而高校能否給公眾一個滿意的答案，我們拭目以待。(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