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近日江西省十一屆人大常委會開會二次審議《江西省未成年人保護條例(草案)》，《條例》要求“學校、幼兒園、托兒所應當了解和掌握留守未成年人的基本情況，加強與其父母及其他監護人的溝通，有針對性地開展教育和管理工作”。筆者認為，關心保護留守兒童不能僅僅強調學校、幼兒園的責任，而忽略了父母的第一監護人角色。因為父母的教育、關愛、引導和示范作用，是學校、托幼機構等社會組織所無法替代的。

　　隨著我國城鎮化的加速發展，戶口留在農村、只身進城打工的務工人員已經進入了第二代，大批進城務工人員的家庭處于離散狀態，大批留守兒童失去父母的呵護、關愛。對此，媒體一再呼吁政府、學校、教師要多關愛留守兒童，婦聯等組織在節假日搞些送溫暖活動的報道也常見諸報端。

　　不過，在筆者看來，父母對于子女的關愛、教育與監護責任，是任何他人和社會組織無法替代的。從《未成年人保護法》的角度分析，法定順序和法定責任都規定父母是子女監護的第一責任人。只有在父母喪失監護能力的情況下，才能委托給隔代長輩、其他親屬。因此，為人父母者必須把養育子女之責放在第一位。我們的民族自古就有“養不教、父之過”、“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優良傳統。

　　在西方很多發達國家，雙親與子女的關系是受到法律嚴格保護和約束的，父母不負責任或行為不當就要被褫奪監護權。筆者一位研究法學的朋友訪問法國寄宿學校時曾問校長，住宿生的監護由誰負責，校長的回答是家長。學校有責任介紹監護條件，選擇權在家長。

　　當然，強調父母是留守兒童第一監護人，并不是要否定社會的責任。一個文明發達的社會應當自覺承擔起關愛、呵護下一代的責任。今年春季，法國一家服裝商推出成人化的兒童時裝系列，立即受到輿論的猛烈抨擊。媒體指責商家只顧賺錢，把孩子們引向低俗，玷污下一代的純真。商家趕快收回產品，聲明道歉。而在我們周圍，不乏無良商人篤信“孩子的錢最好賺”，專門在未成年人消費、補習班、夏令營等門道上欺詐、鉆營，家長受騙上當后卻求告無門。近日有媒體報道，接連發生的幼兒窒息死在接送車上的事故，都是司機、保育員不負責任的行為所導致。而事前若是對從業者的資質嚴格審核，這樣的事故本可以避免。

　　總而言之，我們在強調社會對留守兒童保護的責任時，絕不能忽視了“父母才是留守兒童第一監護人”這個并不算高深的道理。筆者建議，各地政府應根據《未成年人保護法》的精神，強化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監護責任，出臺操作性強的細則，真正把保護未成年人的責任落到實處。(陳寶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