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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王稼祥在1962

　　三年困難時期，也是中國對外援助最踴躍的時期之一。1962年，在嚴峻的國內外形勢下，王稼祥提出了一系列穩妥務實的對外工作主張，包括對外援助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結果被批判為“三和一少”，王稼祥被迫搬出了中南海。一次防“左”糾“左”的嘗試失敗了

　　★ 本刊記者/羅雪揮

　　“1961年的元旦社論顯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少有的低調，與前一年相比，對國內形勢的分析不僅篇幅增加，而且也務實得多。社論承認‘農業兩年歉收’，1960年‘農業生產計劃和依靠農業供給原料的輕工業生產計劃都沒有能夠完成’。”

　　這是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牛軍在其文《1962：中國對外政策“左”轉的前夜》中的引述。

　　1962年無疑是共和國史上最為復雜敏感的年份之一。饑荒的陰霾猶存，處于全面衰退中的國民經濟尚無大的起色，凋零的部門起初是農業，后來逐步蔓延到輕工業、重工業。就國際環境而言，周邊事件層出不窮。中國和印度的邊界紛爭升級，1962年，中蘇關系的驚天大事，則是新疆伊犁地區6萬多名中國居民大規模外逃到蘇聯；而在東南沿海，蔣介石政權則趁大陸經濟衰退，籌劃從臺灣反攻大陸，60萬解放軍不得不因此備戰集結。毛澤東判斷，這是“帝反修”的聯合進攻。

　　一向謹慎思考，甚至在工作中不茍言笑、冷靜理性的王稼祥，便是在1962年共和國的內外交困中，將自己推向了風暴眼。

　　對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這已不是王稼祥第一次在危急關頭表態。作為黨內資深領導人，王稼祥25歲便出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1935年遵義會議上，王稼祥投出了最關鍵的一票，確定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1962年，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的王稼祥，再一次面臨擔當與抉擇。

　　1958年的王稼祥，心中已不能平靜。妻子朱仲麗發現，他經常一個人長時間地深思，夜里也久久不能入睡。有時坐下來匆匆寫些什么，有時又擱筆凝視窗外，或是在房間里不安地踱來踱去。曾擔任過駐蘇大使的王稼祥，提醒人們蘇聯公社垮臺已有前車之鑒。而此時，人民公社未經試點，就在全國的窮鄉僻壤一瞬間都建立起來了；黨的領導同志已開始擔心糧食吃不完怎么辦，而且已經開始同外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討論這個問題了。得知王稼祥對“大躍進”有意見，毛澤東說：“兩百多名中央委員，就是王稼祥一個人反對呀？”

　　1962年，王稼祥的憂慮變成了現實。國內外局勢都出現了罕見的嚴重局面。據中聯部副部長王力回憶，“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期間，稼祥同志了解到更多的國內困難情況。他找我到他家里去深談，我們二人抱頭哭了。”王稼祥找劉少奇長談了一次，隨即在內部小范圍進行了討論。但規定不許向外講，用他的話，是“關起門來談一談”。取得大家同意后，采取給“恩來、小平、陳毅同志”寫信的方式，寫成了一個作為《黨內通訊》的信件。與此同時，王稼祥還起草或者審定了一系列文件報送中央。這些意見概括起來，即要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采取和緩的方針，注意斗爭的策略，以爭取渡過或減輕困難。為此，要避免中蘇關系的公開破裂、要避免把美帝國主義的鋒芒全部集中地吸引到中國身上、要避免朝鮮式戰爭、采取談判手段解決中印爭端等。王稼祥還主持撰寫和審定了《關于支持別國反帝斗爭、民族獨立和人民革命運動問題——實事求是，量力而行》提綱。提綱說：“在我們目前處于非常時期的條件下，更要謹慎從事，不要說過頭，做過頭，不要過分突出，不要亂開支持的支票，開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滿打滿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適度收縮，預見到將來我辦不到的事，要預先講明，以免被動。”

　　王稼祥建議對外援助要“量力而行”，并非是空穴來風。三年困難時期，中國對外援助的力度不減。記者查閱了外交部相關的解密檔案，2008年11月最新一批解密資料中，1965年5月10日上午，北京釣魚臺賓館，曾是“絕密”級別的會談記錄里，周恩來總理向阿爾巴尼亞貴賓介紹，從1950年到1964年底，我國對外援助金額達人民幣108億元。已經使用的援助金額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即我國最困難的時候用得最多。

　　外交部的解密檔案不斷佐證了這段歷史。1960年4月16日，我國駐幾內亞使館來函請示，說明幾內亞目前糧食緊張。“兄弟國家使館紛紛議論，希望中國能有所行動。”該請示報告表示，鑒于幾內亞反帝較堅決，和社會主義陣營關系還友好，建議我方主動贈幾內亞3萬至5萬噸大米。半月后，外交部批復，決定以政府名義，無償贈幾內亞大米1萬噸。

　　1959年至1961年，在中國連續幾年糧食不足、人口減少的狀況下，大批中國糧正源源不斷地援助友好國家。在外交部業已開放的檔案里：1960年，除了運往幾內亞的1萬噸大米，還有15000噸小麥運往阿爾巴尼亞。援助帶來的友誼是無價的。1961年8月，一封函件要求將我國援助老撾的兩噸上好的南寧稻種火速發運，以適合老撾9月初播種；半個多月后，另一封追加的函件要求我國再援助老撾15噸到20噸南寧稻種，作為10月中旬播種之用。最后我方決定再援助15噸。我駐老撾使館匯報，當時的老撾領導人富馬當即說比如“美國即使對老撾表示友好，也不是永恒的。只有與鄰國，首先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友好關系，才一直延續到地球的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