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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 紅(山西)

　　1931年，張國燾作為中共中央代表來到鄂豫皖蘇區，擔任了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鄂豫皖軍事委員會主席。這個時候徐向前正擔任紅四軍軍長、紅四方面軍總指揮。作為紅四方面軍中的高層領導成員，張國燾與徐向前“搭檔”數年，直至長征中，兩人的關系到了命運轉折的關節點上。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后，徐向前既要擁護中央北上決策，但又不愿將紅四方面軍拆為兩半……那么，在毛澤東與張國燾之間，徐向前是如何做出艱難而明智的選擇的呢？

　　徐向前很久以來一直想離開紅四方面軍，因為張國燾一直對他用而不信，在許多問題上根本不征求、不重視、不尊重他的意見，有時還用各種手法貶低他的地位和威信。徐向前總感到壓抑。紅一、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合，給徐向前提供了機會。他希望借兩軍會師，能離開張國燾到中央工作。但是，誰也沒有想到，會師的歡樂是如此短暫，美好的前景轉瞬即逝，兩大主力紅軍之間出現了裂隙。

　　客觀地說，一開始張國燾對于策應紅一方面軍的態度是積極的，會師之前對中央的指示是尊重和服從的，這從他大力支持嘉陵江戰役可以看出來，從他不遺余力地督促部隊向川西進軍甚至不惜放棄川陜蘇區可以看出來，從他積極動員和組織衣物、糧食支援中央紅軍可以看出來。但是，當他了解到中央紅軍不足2萬人之后，他就開始不安分、不平靜了。他擁有4倍于中央紅軍的實力，他覺得自己應該做主人。

　　兩河口會議后，中央派出李富春、林伯渠、李維漢、劉伯承到四方面軍慰問。當李富春抵達理縣時，張國燾公開提出統一軍事指揮、充實總司令部的問題，要求軍委設常委，決定戰略問題；徐向前、陳昌浩參加總司令部工作，以徐向前為副總司令，陳昌浩為總政治委員。因事出突然，又事關大局，李富春立即向中央做了匯報。未等中央答復，張國燾又令陳昌浩致電中央：“請張國燾任軍委主席，朱德任前敵總指揮，周副主席兼參謀長。”與此同時，中共川陜省委也提出了類似的要求。

　　對于會師后出現的復雜情況，帶兵在前線擔任開路先鋒的徐向前一直被蒙在鼓里。有一天，徐向前與陳昌浩交談時正式透露：“我這人能力不行，在四方面軍干不了。現在中央來了，有不少能人，你看是不是由劉伯承同志來替我，他是軍事理論家，也有豐富的實戰經驗。”陳昌浩一下子怔住了，感到十分突然，急忙問道：“那你呢？那你準備干什么去？”徐向前誠懇地說：“我到中央去，隨便分配什么工作都行，反正是能力有限，做點具體工作吧！”陳昌浩堅決不同意。可徐向前并不為陳昌浩的態度所動搖，拿定主意要走。

　　面對張國燾咄咄逼人的攻勢和赤裸裸的野心，中央領導層進行了討論。為了團結四方面軍將士一同北上，大多數領導同志同意做適當讓步。

　　1935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對中革軍委領導成員進行調整，任命中革軍委主席朱德仍兼紅軍總司令，張國燾任總政治委員。3天后，中央又決定組織前敵總指揮部，以徐向前兼總指揮，陳昌浩兼政治委員，葉劍英任參謀長。中央還做出明確的規定：“一、四方面軍會合后一切軍隊均由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總政委直接統率指揮。”

　　7月中旬，中共中央抵達蘆花前線，駐守在此的徐向前第一次見到了中央領導同志。

　　由于兩軍會師后產生了一些齟齬，特別是張國燾、陳昌浩已分別向中央提出強硬要求，其中也涉及徐向前的職務問題，所以，中央領導人包括毛澤東等在與徐向前接觸時都十分謹慎。但是，他們對徐向前在創建和壯大紅四方面軍過程中的作用看得很清楚。毛澤東有個生動形象的比喻，說徐向前是孵化和帶大四方面軍的“母雞”。見面時，毛澤東代表中央政府親自將一枚紅星獎章授予徐向前，表彰他在發展根據地和軍事上的杰出貢獻。

　　不久，期待已久的開拔令終于下達了，軍委決定兵分左右兩路北上。

　　對于北上這一原則，徐向前態度鮮明、立場堅定，明顯地拉開了與張國燾的距離。8月20日，徐向前在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發言說：“原則上的問題，以前已決定，當無可爭。我們應堅決先從洮河右岸前進，從岷州方向突破向東。如果不能走時，再從洮河左岸向東突擊。戰略方針當然是向東。”徐向前的發言受到毛澤東的贊揚。會后，毛澤東根據大家的發言整理了《關于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

　　8月21日，右路軍分兩路通過草地。到達班佑后，首要任務是迅速奪取通往甘南的咽喉要地包座。徐向前鑒于右路軍中三軍團還未跟上來，位于戰斗位置的只有一軍團和四方面軍的第四軍、第三十軍，而一軍團又相當疲憊，遂建議由四方面軍的部隊承擔攻打包座的任務。毛澤東對徐向前時刻顧全大局的精神非常贊賞，批準了他的建議。

　　包座之戰是兩軍會師后打的第一仗。包座之戰，打開了紅軍北上的通道，右路軍急迫地催促左路軍火速東靠、并肩闖隴。可就在這時，黨內又起風波，實際控制左路軍的張國燾來電要求右路軍南下。

　　“屯兵于此，無異等胡宗南從容布陣來圍殲我們。戰機一失，北上的路線就會被堵塞，那就只有再退回草地了。唉，那就麻煩了！”徐向前實在不明白張國燾葫蘆里裝的什么藥。

　　毛澤東也很著急。9月1日，他與徐向前、陳昌浩致電給張國燾、朱德，詳細、全面地分析了目前的形勢，指出這是紅軍挺進甘南實現北上抗日的最好時機。

　　兩天后，張國燾回電，態度強硬地堅持南下。

　　中央把勸說張國燾的希望寄托在徐向前身上。徐向前也抱著一線希望。因為過去無論是在鄂豫皖還是在川陜，大部分時候是張國燾、陳昌浩商議決定大局，但在徐向前、陳昌浩意見完全一致時，張國燾也會做出妥協。9月8日，徐向前、陳昌浩以兩人的名義發電給朱德、張國燾：“我們意以不分散主力為原則，左路速來北進為上策。”

　　就在電報發出的同時，前敵指揮部收到張國燾以朱、張名義打來的電報：“一、三軍暫停向羅達進軍，右路即準備南下，立即設法解決南下的具體問題，右路皮衣已備否？即復。”

　　終于到了攤牌的時候。

　　在這關鍵時刻，陳昌浩首先改變了態度，同意部隊南下，倒向了張國燾一邊。

　　徐向前心里十分矛盾。合兵北進是他的基本思想，南下固然是他不愿意的，但他更不情愿的是分兵，他不想看到紅一、四方面軍分兵，也不愿看到自己生死與共的四方面軍分裂成兩半。在這種情況下，徐向前也表示同意南下。

　　事隔不久，鑒于張國燾公然對抗中央的北進方針，勸說、命令均無效，黨中央率一、三軍團單獨北進。臨行前的9日晚，毛澤東來到徐向前的住處，在院中見了徐向前。他問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見怎么樣？”

　　徐向前直言相告：“兩軍既然已經會合，就不宜再分開，四方面軍如果分成兩半，恐怕不好指揮。”

　　聽了他的回答，毛澤東沒再說什么，默默地點了點頭，呆了一會，就走了，并且連夜率三軍團不告而別，向俄界前進與一軍團會合。

　　對于中央的北上方針，創造川陜甘根據地的計劃，徐向前是完全擁護的，陳昌浩也是同意的。他們原來就有過這種設想。徐向前滿心希望中央不再發生分歧，作為一個軍事指揮員和開路先鋒，他一直在考慮怎樣為創造川陜甘根據地打開通路。一、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合時，紅四方面軍有8萬之眾，紅一方面軍只有2萬人馬。張國燾借此散布“中央政治路線有問題”、“一方面軍的損失和減員應由中央負責”等論調，想要取毛澤東等的領導地位而代之。這些，徐向前并非不知道。但他被兩軍會師的歡樂所激動，對于兩軍會合后出現的復雜局面沒有太多的思想準備。兩軍會合后，他的主要想法是要離開四方面軍，到中央做點具體工作。但他沒想到張國燾會公然對抗中央的北進方針，陳昌浩又緊隨其后。可讓他帶一部分人馬離開張國燾，使他辛苦創立起來的紅四方面軍分裂，也是徐向前所不忍看到的。加上一、四方面軍會合后，一些教條主義者指責四方面軍有“土匪作風”、“政治落后”，撤離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義”，甚至寫文章公開批評。這都使身負重任的前敵總指揮徐向前不能不心有余悸，不敢貿然追隨中央紅軍。

　　當徐向前還在幻想能有一個兩全其美的解決辦法時，傳來了中央紅軍單獨北進的消息。徐向前回憶說：“那天早晨，我剛剛起床，底下就來報告，說葉劍英同志不見了，指揮部的軍用地圖也不見了。我和陳昌浩大吃一驚。接著，前面的部隊打來電話，說中央紅軍已經連夜出走，還放了警戒哨。何畏當時在紅軍大學，他跑來問：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陳昌浩說：我們沒下命令，趕緊叫他們回來！發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個鐘頭說不出話來。心想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呀，我們毫無思想準備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腦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電話請示：中央紅軍走了，還對我們警戒，打不打？陳昌浩拿著電話筒，問我怎么辦？我說：哪里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叫他們聽指揮，無論如何不能打！陳昌浩不錯，當時完全同意我的意見，做了答復，避免了事態的進一步惡化。他是政治委員，有最后決定權，假如他感情用事，下決心打，我是很難阻止的。在這點上，不能否認陳昌浩同志維護團結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敵指揮部開了鍋，人來人往，亂哄哄的。我心情極壞，躺在床板上，蒙起頭來，不想說一句話。”

　　在緊急關頭，徐向前堅決果斷地命令：“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叫他們聽指揮，無論如何不能打！”這極明事理、擲地有聲的一道命令，反映了徐向前在大是大非前面、在長征最緊要關頭的一個“十字路口”上的明確明智的抉擇，是他在關鍵時刻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

　　張國燾清楚徐向前在四方面軍的威望和影響力，他知道徐向前有一批忠誠的追隨者。為了爭取徐向前，張國燾在卓兒碉悍然自立“中央”后，立刻去做徐向前的工作。

　　中央紅軍北上之后，張國燾召開另立中央的會議時，有人示意要徐向前發言。徐向前坐在一個角落里，表情嚴肅，“吧嗒吧嗒”地猛抽煙，一言不發。紛繁復雜的黨內斗爭，使他心里亂如麻團。在變幻莫測的政治風浪中，他第一次碰上了如此棘手的局面。他一時理不出頭緒，只好用沉默來對待這一切。

　　會后，張國燾找徐向前談話。徐向前明確地表示自己不贊成張國燾另立中央的做法。他說：“紅軍與紅軍還鬧什么勁。黨內有分歧，誰是誰非，可以慢慢地談，總會談通的。把中央罵得一錢不值，開除這個，通緝那個，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即使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們也不能這樣搞。現在弄成了兩個中央，如被敵人知道了有什么好處嘛！”徐向前的仗義執言，使張國燾無言以對。

　　1935年12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張浩在給張國燾的電報中，傳達了共產國際關于取消張國燾第二“中央”的指示，并高度評價中央紅軍到陜北的行動。共產國際對中央紅軍的肯定，實際意味著對張國燾的否定。1936年1月下旬，在拖了一個月后，張國燾不得不召開會議，討論四方面軍的行動方針。會上，朱德堅定地提出急謀黨內團結和放棄川康根據地北上的觀點。徐向前態度鮮明地支持中央的決議和朱德的提議，陳昌浩也開始轉變。在這種形勢下，張國燾感到大勢已去，只好復電張浩，表示“一切服從共產國際指示”，遂引軍北上，第三次穿過草地，在陜北與一方面軍會合。

　　大浪淘沙。徐向前與張國燾這對“搭檔”在歷史的大潮中，在長征這一非同小可的革命征途中開始分道揚鑣各奔前程，最終走向迥異結局：一個后來成為共和國開國元帥，另一個投敵叛變、最后在國外凄涼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