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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經常問我，聽說粉碎“四人幫”之后，中央對此消息進行了嚴密封鎖，可是“四人幫”在上海的余黨還是很快就知道了。我當時是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特別法庭的審判員，后來又擔任審判“四人幫”上海余黨的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審判長。下面我談談上海的這伙余黨是怎么知道“四人幫”被捕消息的。

　　失魂落魄的上海余黨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粉碎。10月7日，中央辦公廳通知上海市委主持工作的書記馬天水和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周純麟速去北京開會。

　　此時通知進京，使馬天水感到有些突然。也許是老奸巨滑的馬天水嗅到了什么，他立刻將上海市委書記、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徐景賢和王秀珍找到康平路市委學習室，按照在此之前張春橋的指示，分析了形勢，認為北京可能出事了，要上海方面立刻做好戰斗準備。

　　在 “四人幫”被粉碎之前的9月28日中午，張春橋曾派王洪文的秘書蕭木來到上海，向上海市委常委直接傳話。“四人幫”雖然一直控制著上海，但以如此方式讓秘書直接代表“首長”傳達的方式卻從未有過，當時在場聽傳達的有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王少庸、馮國柱、張敬標6個市委常委，他們立刻感到事情的嚴重性。

　　原來，蕭木傳達張春橋的話說，階級斗爭的形勢要經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當然要看到還有曲折，看到資產階級還有力量，問題是誰掛帥……我不是一個憂天派，但是有憂，多難興邦。老實說，上海沒有經過嚴重的考驗。林彪、鄧小平要搞上海都沒有搞成。

　　也許張春橋已經預感到了什么，他向在上海的余黨發出了要有“要打仗”的思想準備。

　　當時兩種政治力量的較量已經到了白熱化的程度。馬天水走了以后，上海的余黨便惶惶不可終日，通過各種渠道打聽北京的消息。那時不像現在有手機，打一個電話或者發一個短信就行了，那時通訊還沒有現在發達，加之中央對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封鎖很嚴，外界根本無從知道。

　　10月7日晚，徐景賢給當時的文化部部長于會泳打電話，于會泳在電話里說，本來他是要出國的，但中央突然通知他不出國了。

　　徐景賢感到事情有些奇怪，但還是吃不準北京的情況，接著他又撥通了衛生部部長劉湘屏的電話。劉湘屏的回答與于會泳有些相似。她說，江青原定今天晚上請她看戲，現在卻找不到人了。

　　與此同時，王秀珍也和到了北京的馬天水的秘書房佐庭聯系。房佐庭在電話里告訴王秀珍，中央還沒有開會，馬天水正在京西賓館待命，還不知道會議的內容。王秀珍急迫地問房佐庭，見到“四位中央首長”沒有。房佐庭回答說，還沒有見到。

　　粉碎“四人幫”后的第二天，盡管“四人幫”在上海的余黨想盡了辦法，但仍然沒有得到一點有關“四位首長”的準確消息，在惶恐和猜測中度過了一天。

　　由此可見，粉碎“四人幫”的保密工作做得是多么嚴密。

　　10月8日清晨，王秀珍突然接到張春橋在上海的老婆(李)文靜的電話，說她給張春橋打了一夜的電話也沒有打通，原定他們的兒子到北京去的，現在也不知去好還是不去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王秀珍一聽，覺得事情有些奇怪，于是就親自給王洪文那里打電話，想問問情況，結果也是打不通。

　　沒有辦法，惶惶不可終日的徐景賢和王秀珍一伙人經過商量，決定將張春橋在上海的秘書何秀文以及當時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和蕭木都找來，讓他們一起給北京打電話。

　　這幾個“神通廣大”的秘書，想盡各種辦法給北京他們認為可靠的人打電話，又用他們知道的各種電話號碼給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打電話，結果同樣是一個也打不通。

　　正當一群人急得像熱鍋上螞蟻的時候，徐景賢突然撥通了《人民日報》負責人魯瑛的電話。這伙人一陣興奮。可是，當徐景賢剛要問情況時，魯瑛接電話的聲音卻有些反常，沒有講兩句就急忙把電話掛了。耳機里響起一片盲音，這一伙人興奮之后又是當頭一盆冷水。

　　正當這伙人惶恐不安之時，撥電話的市委常委張敬標說，他通過上海警備區接通了北京京西賓館，找到了馬天水的秘書房佐庭。房佐庭說馬天水的身體不好，他自己的“胃病”也發作了，動不了了。

　　廖祖康立刻接過電話，大聲地問：“你們到機場時誰去接的？”房佐庭回答說：“是穿軍裝的人接的。”廖祖康又問：“有沒有見到中央辦公廳的人？”房佐庭回答說：“沒有。”廖祖康接著問：“你那里不準往外打電話是誰通知你的？”房佐庭回答說：“是我問別的省的。”最后，房佐庭又一次告訴廖祖康，說自己的“胃病”發作了。

　　聽完電話，上海這伙余黨對于北京的情況雖然有了一些了解，但具體情況仍然是云里霧里，不好下結論。廖祖康放下電話，問王秀珍：“老房有胃病嗎？”王秀珍說：“沒有聽說過。”廖祖康有些警覺地說：“這就怪了。那他說‘胃病’又犯了是什么意思呢？”

　　這時，上海警備區作戰處向上海市委報告了軍委首長關于加強戰備的指示，報告還說原來總政治部決定在上海召開的全軍圖書工作現場會議也突然通知停止召開。

　　這伙余黨越想越覺得事情有些反常，更有些嚴重。雖然在此之前，張春橋早就有“準備打仗”的指示，王洪文對于上海民兵也早已進行了武裝，加之控制的公安、財貿等一部分力量，也可以暫時與北京形成對抗之勢。可是具體情況未落實，也不好行動。

　　焦躁不安的徐景賢再次拿起話筒，重新撥通了房佐庭的電話，聲稱一定要“馬老”親自接電話。房佐庭回答：“馬老不能聽電話。”說完之后，房佐庭又說了一句：“我的老‘胃病’又犯了。”

　　房佐庭反復說到的是句暗語。這使“四人幫”在上海的余黨心中十分不安，可是又實在無法摸到準確情況，于是徐景賢、王秀珍、王少庸、張敬標、蕭木、廖祖康、何秀文等人，就跑進常委學習室，關起門來“分析形勢”，商量對策。

　　徐景賢認為：“毛主席逝世之后，一號戰備命令剛剛通知撤銷，怎么現在中央又通知加強戰備呢？而且這個通知里面還特別提到要防止內潛外逃，看來是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四人幫”在上海余黨的政治嗅覺還是很靈敏的。

　　廖祖康接著說：“在北京的幾個老帥，像葉(劍英)帥、徐(向前)帥他們還是很有號召力的。”說到這里，廖祖康便不再說下去了。

　　此時，屋子里的空氣仿佛一下子凝固了，這伙余黨面面相覷，廖祖康未說出的話大家都明白，意思是幾位老帥可能已經對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他們下手了，這伙人當時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們的“旗手”江青也同時遭到覆滅的下場。

　　這一分析，這伙余黨立刻覺得張春橋過去的“指示”是何等的“英明”。

　　在此之前張春橋也許是預感到自己人心的喪失，力量的單薄，曾不止一次對他在上海的親信說過，軍隊靠不住，軍隊是支持保守派的。大家都同意廖祖康的分析，感到現在軍隊已經將槍口對準了“首長”，形勢非常嚴重。

　　在這種情況下，當年在上海灘上說一不二的“女強人”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揮部的幾個負責人“打招呼”。接著，王少庸提出，他在下午要找公安局的負責人“打招呼”。負責分管宣傳和新聞媒體的徐景賢也提出，他在下午要找廣播電臺和報社的新聞界負責人“吹吹風”。

　　就這樣，在粉碎“四人幫”之后的第三天下午，他們在上海的一伙余黨分成兩個地方，分別按照計劃，開始對控制的“文”“武”兩支力量的頭頭進行“吹風”和“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