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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

　　香港中環廣場,潮水般的人群隨一塊塊紅色“書展”指示牌被分流,漩渦似地注入香港書展入口……7月23日至28日,一年一度的香港書展在香港會展中心開幕,每天超過10萬人次的入場量,讓遠道從美國哈佛大學來的王德威教授不禁感嘆,在這座亞洲動感之都光鮮外表、物欲外衣下所掩藏的文化脈搏之律動竟是如此強勁。

　　由于距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僅有兩個多星期時間,今年書展的主題由去年的“閱讀香港”變為“閱讀世界”,邀請到的主講嘉賓也更具國際身份,從美國哈佛大學夏志清弟子、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著名海外學者王德威,到兩度摘取過美國文壇最高小說獎———“福克納筆會獎”的旅美作家哈金,再到近年來被網絡傳為諾貝爾獎下一個得獎者的閻連科……

　　在本屆書展,這些國內外知名的作家、評論家將眼光瞄準中國當代文學“世界性”的問題,幾乎與中國改革開放同步發展了近30年的中國當代文學寫作,究竟一如德國漢學家顧彬所說的“純屬垃圾”?還是深藏著還不被西方認知的“世界水平”?記者專門采訪了美國哈佛大學王德威,以及著名作家閻連科等人。

　　研究者說——

　　對話哈佛學者王德威

　　中國當代文學絕不是“垃圾”

　　對應香港書展“閱讀世界”的主題,王德威在題為《文學行旅世界想象》的演講中指出:中國當代文學在基本的創作場域上,早就以全球化的坐標為出發點。“無論是江南的蘇童,還是西北的賈平凹,可能創作的是一時一地的生活經驗,或者是對所在地一個區域人情風物的寫照,但經過網絡的后現代傳播,他們的影響已經是世界性的。”

　　針對德國漢學家顧彬說法中國當代文學絕不是“垃圾”

　　作為海外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著名學者,王德威在美國有一間工作坊,常年來,他把臺灣的當代文學重要作品翻譯給西方讀者,同時把大陸的當代文學介紹給臺灣,介紹給美國。

　　王德威認為,在今天這個繁復的時代、資訊的時代,文學必須處于一個流動的狀態,必須比以往呈現傳遞不同的現象,建構不同的對未來的憧憬,“文學不應該為一時一地的生活經驗所局限,而應當遠遠超過我們對現實的認知,被放大各種各樣的可能性。”他認為,中國當代文學在過去發展30年里呈現出來的這種豐富性、想象力的“井噴”,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五四”文學遺留的“轉移性情,改造社會”(魯迅語)的定位與功能。

　　針對德國漢學家顧彬“中國當代文學都是垃圾”的指責,王德威認為,顧彬的言論屬于“一竿子打翻一條船”。

　　巴金、茅盾、老舍文筆很差?當代小說寫作回歸文學本質

　　王德威主張從更廣泛的定義看待中國當代文學,因此在他的中國當代文學的版圖里,不僅包括大陸作家王安憶、賈平凹、阿城、莫言、余華和閻連科等,更包括了大批臺灣、香港以及新馬地區、歐美地區華人的當代文學創作。比如,30年前初出臺灣文壇即被譽為“小張愛玲”、今已躋身臺灣文壇大將的臺灣作家朱天文；畢生希望回到中國大陸尋找文化精神歸屬的馬來西亞籍作家李永平；以及為回歸之前的香港社會寫下一幅又一幅驚心動魄眾生相的香港傳奇女作家黃碧云等。

　　德國漢學家顧彬曾戲謔地批評中國當代文學是一杯粗制濫造的“二鍋頭”,而現代文學才是芳醇濃郁的“五糧液”,王德威的觀點恰恰與之相左。他認為,在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現代文學的性質和功能確實被無限放大,使其承載了它無力承載的重負,而導致了文學道義化、功能化、政治化的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社會價值大于文學價值的結果。

　　一如“80后”小天王韓寒對中國近代文學的指責:“巴金、茅盾、老舍的文筆很差”。王德威指出,近30年來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已經對“五四”文學傳統作出“回歸”:當代文學不再擔負五四新文學時期梁啟超所講的“有益世道人心”、“經國大業”等重任,而變為一種更為精致的“手工業”。當代小說寫作已經擢升為一種神秘的“煉金術”,完成了對純文學更為本質的“回歸”。

　　“五四文學傳統是,文學寫作要反映人生的真實,為心靈和地理上的原鄉中國尋找安身立命之所。但21世紀的中國當代文學創作,已經把心靈放在更駁雜、寬廣的對‘異鄉’的想象里進行,呈現出更為繁復、繽紛的境界。”王德威舉了阿城和閻連科為例:作為80年代尋根作家重要代表人,阿城筆下的鄉土情懷已經不局限于出生地,而是從他上山下鄉途經的每一個“異鄉”———內蒙古、山西、云南,培養了作家對鄉土的獨特看法；閻連科雖然一直以自己故土河南貧困老家為創作源泉,但無論是《受活》的殘疾人,還是《丁莊夢》里的愛滋村村民,都呈現出令人匪夷所思的“異鄉”特質。

　　王德威認為,中國當代文學在發展30年來通過原鄉與異鄉各種交織纏繞的想象,銘刻了一段對中國當下紛繁精彩現實最繽紛的多軌跡記憶,所取得的成就令人驚嘆。

　　為何頻頻無緣諾貝爾獎?中國當代文學無需外在標桿來證明

　　究竟是什么阻擋了中國當代作家問鼎諾貝爾文學獎的機會?王德威對這個問題一笑了之:“這說穿了就是一個翻譯的問題,絕對是一個語言障礙的問題。”他認為,在國外文學市場,基本上很少看到對中國當代文學精妙的翻譯,無論是英文、法文、瑞典文的翻譯障礙,嚴重阻撓了中國當代文學問鼎世界文學大獎的道路。

　　這個觀點不禁令人聯想起錢鐘書生前對諾貝爾文學獎的連連指責:“諾貝爾發明炸藥的危害還不如諾貝爾文學獎的危害為甚”；“巴金的書譯成那樣,那種爛譯文本誰會給獎?”；“中國作品就一定得譯成英文才能參加評獎,別的國家的作品為什么可以用原文參加評獎?”……王德威指出,若是以大國崛起的心態看待諾貝爾文學獎,其實會發現,中國當代文學已無需要這種外在的標桿來證明。

　　盡管為中國當代文學的價值頻頻“辯護”,王德威依舊指出了中國當代文學創作上面臨的嚴峻問題:“令人擔心的是,一批在80年代業已成名的中國作家,新世紀后創作上呈現的普遍水平下滑趨勢。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那些曾經令我們崇拜、激動的中文作家,今天的作品很多都讓我們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