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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閱讀時代重來？
就讀者來說，重讀經典是其成熟的標志之一
★ 文/康慨 攝影/甄宏戈(本刊記者)
最近的幾次國民閱讀狀況調查結果顯示，中國人的閱讀率持續走低，對經典作品的閱讀更呈下降趨勢。然而，如果你現在走進書店，卻會得到與此相反的印象，經典圖書的品種與數量，再版與重出的密度和頻率，均已超過了前些年的水平。
中國似乎正在迎來一個新的經典出版的黃金時代。
怎么解釋這種經典出版與閱讀之間二律背反的現象呢？
曾經錯過的時代
“經典是那些你經常聽人家說‘我正在重讀……’而不是‘我正在讀……’的書。”這是偉大的意大利小說家卡爾維諾對“經典”做的第一條定義。其中包括兩種含義：首先，此人“確實”正在重讀他以前讀過的書;其次，他以前可能并未讀過，但羞于承認，不過，他至少曾經聽人說起此書，或是看過據此改編的影視作品。
重讀證明了經典擁有更長久的生命力，被動的初讀(不管你是否承認)則暗示著經典閱讀具有的某種社會屬性——迫于外界的壓力去閱讀，為了獲得他人的承認，為了“面子”去閱讀，甚至偽裝閱讀。
當然，更重要的是經典作品所能帶來的巨大的閱讀樂趣。我們不必在此奢談其文學性和思想性，但它們超越時代，歷久彌新的最大秘密，便在于總能讓讀者從中找到共鳴。從中世紀的流浪兒、19世紀的俄國貴族青年，或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布拉格的小職員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中國近年來才開始提倡素質教育的理念，但一代年輕人已經錯過了經典閱讀的大好時光，他們中間，意識到要回頭補課的大有人在。此時，首先選擇經典，情理之中。
隨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中國人的圖書消費實際上是在增長的，否則便難以解釋出版市場的興旺。比起30年前，中國人無疑有了更多的錢，更大的居室空間，以及更多可以購買的書，這一切，都使得個人藏書變得更為容易，而經典作品必然是藏書的首選書目。藏書的目的未必全然在于閱讀，書架上的經典同樣可以用做裝飾，向客人和鄰居無言地宣示其主人的文化修養。
此外，中國的圖書館系統在公共閱讀服務方面作用極其微弱，迫使有閱讀需求的讀者不得不進入書店，自己掏錢買書，而非到圖書館借閱。
就讀者來說，重讀是其成熟的標志之一。英國前段時間有個調查，證明英國人重讀的比例相當高。“企鵝經典”文庫進入中國后印量始終居高不下。實際上，普通讀者了解新書的渠道非常有限，讀經典是個安全的選擇，不至于被花花綠綠、難辨真偽的廣告輕易誤導。
“四書”普及的可能
“舊”是經典的另一個主要特征。從出版方的角度而言，新書的版權價格或推廣費用持續上漲，且面臨著難以掌控的市場風險，相形之下，經典再版無疑更便宜，也更安全，并能為出版商賺得品位和名聲。
過了版權保護期的老經典甚至不必再支付任何版權費用。任何一家出版社都可以出《三言二拍》《紅樓夢》，而對外國文學經典，比如托爾斯泰或狄更斯的作品，只要一次性地支付中文譯者稿酬即可，許多不負責任的出版商甚至找來完全不懂外語的“剪刀手”，利用幾個現有譯本東拼西湊，快速炮制種種新譯本，蒙騙不明就里的讀者。
另外，中國在1992年才加入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的《伯爾尼公約》，此前在未獲版權許可情況下翻譯出版的大量外國現代文學經典，經歷之后十幾年的空白期，早已絕跡于書店。市場對其中許多名著的需求十分強烈，如懷特的童話《夏洛的網》、塞林格的短篇小說集《九故事》、納博科夫的《洛麗塔》等等，從而推動了大量此類作品近年來的重新出版。
還有些外國經典作品，由于政治、倫理、翻譯難度，或市場狹小等原因，此前一直未有中譯本引進，隨著中國開放程度的增加，這些書正在不斷面世。
經典不一定必讀，卻應常備。有出國經歷的人多半會注意到，在西方國家旅館房間的床頭，常擺放著一部《圣經》。美國歷史學家余英時曾經就此提出過一個很實際的建議：中國旅館的每個房間都應該放一部“四書”，就像日本人放佛經，西方人放圣經一樣。他在接受某次采訪時說：“擺一本四書總有人會翻兩句，得一句有一句的好處。”
我們的旅館房間，很快就要常備安全套了，但“四書”這類經典要在同一地點出現，看起來仍然十分遙遠。
被電視放大的經典
愛讀書的人不需要理由，不讀書的人卻有許許多多的借口：沒時間，忙炒股，打游戲，或者趕著去各個博客搶沙發。
讀書是一種愛好和習慣，也是一種需要不斷實踐才不致荒廢的技能，因而從小培養良好的、持續的閱讀習慣便十分重要。
卡爾維諾不否認過早閱讀經典往往不能盡得其精髓，因為我們小時候沒耐心，精神不能集中，或缺乏人生經驗。但是他也指出，青少年的閱讀，可能具有“形成性格的實際作用”，而經典作品正是具有一種特殊的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會被忘記，卻把種子留在我們身上”。
教育專家們已經發現，閱讀開始的越早，便越有可能發展成一生的愛好。十幾歲的時候再去開始這樣的嘗試，已為時太晚，從而喪失掉了親近圖書的最好機會。
然而現在，甚至一部分老師也開始對經典產生質疑，認為這些作品對孩子們來說太艱深和枯燥，為了迎合孩子的興趣，不惜以輕松甚至輕佻的作品取而代之。不久前，圍繞著中學課本“金庸戰魯迅”事件而發生的爭吵，正是這種奇怪心態的反映。殊不知，現在我們孩子們的問題，不在于經典讀得太多，而是太少，不在于讀得太早，而是太晚。
新一代的電視學者們，也把眼光盯緊了經典。但是，轟轟烈烈的品《三國》和解《論語》行動，并未將數量龐大的讀者引向經典本身。于丹的聽眾們走進書店，眼中仍然只有于丹，而非《論語》，至多用余光看兩眼《喪家狗》。
美國有個影響極大的電視讀書節目——“歐普拉讀書俱樂部”，由電視脫口秀女皇歐普拉·溫弗莉主持，每季度發布一本推薦圖書，在家庭婦女中有驚人的號召力，所薦圖書，即便是《安娜·卡列尼娜》這樣“老”的大部頭，其銷量也動輒超過百萬冊。但是同一作家的其他作品，銷量卻幾乎從未因此得到任何拉動。歐普拉推薦什么，她的觀眾們就讀什么，之后便是等待，等待下一本推薦書的發布。
于丹和易中天的讀者，與歐普拉的觀眾沒有什么區別，他們被電視無限度放大的經典光環輕易催眠，只是被裹挾進了一場媒體與商家合謀的打著經典旗號的商業狂歡。閱讀此時成了另一層文化的包裝，一種營銷的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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