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清華學生對教授劉文典的印象是放浪形骸，狂傲不羈，被時人目之為一“怪”，但是在一些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劉文典卻有著自己的原則和底線。他不畏強暴，不媚時俗，堅持中國知識分子歷來注重氣節操守的傳統。在這些問題上，劉文典一點也不“怪”。
……上課鈴聲響后，走進來的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四角式的平頭罩上寸把長的黑發，消瘦的臉孔安著一對沒有精神的眼睛，兩顴高聳，雙頰深凹，長頭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鶴，肌膚黃瘦兮似辟谷之老衲……
上面所引文字是30年代清華學生對教授劉文典的印象。如果單從這個第一印象出發，人們無論如何也不會將這個形象與名教授聯系在一起。這個看起來一點都不氣宇軒昂的“憔悴得可怕的人物”，卻又確乎是一位有真才實學的教授。其學生回憶說：“先生知識之淵博，治學之嚴謹，令人嘆為觀止。”
劉文典精通英、德、日、意等語言，學貫中西，尤精國學。1916年他27歲時，即被聘為北大教授。當時北大文科教授中胡適、劉半農、劉文典(辛卯)、陳獨秀、朱希祖(己卯)都是卯年出生，皆為北大的靈魂人物，因此北大文科教員的辦公室被戲稱為“卯字號”，劉文典即為北大“卯字號”教授之一(后轉聘清華大學)。
“寧以義死，不以幸生”
在北大，劉文典是與辜鴻銘齊名的怪人。劉文典具有很濃厚的名士氣，他放浪形骸不合流俗，狂傲不羈言談驚世。
盡管劉文典被時人目之為一“怪”，但是在一些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劉文典卻有著自己的原則和底線。他不畏強暴，不媚時俗，能堅持中國知識分子歷來注重氣節操守的傳統。在這些問題上，劉文典一點也不“怪”。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北平淪陷，劉文典因故未能及時南下。獲悉劉文典在中國的影響力后(劉文典曾任孫中山秘書)，日本方面就想拉劉文典“下水”，他們通過周作人等多次勸誘，請他出山教學，并在偽政府中任職。面對日本人的威逼利誘，軟硬兼施，劉文典均斷然拒絕。
劉文典的態度激怒了日本人，他們先后兩次搜查劉文典在北平北池子騎河樓蒙福祿館三號的寓所。在不可一世的侵略者面前，劉文典橫眉冷對，毫無懼色。他本來精通日語(早年留學日本)，但在日寇面前，劉文典卻不講一句日語。他以“發夷聲為恥”。
困居北平期間，劉文典對于那些毫無操守，投降獻媚于日本人之流特別反感，即使是至親好友他也不惜與之反目。劉文典的四弟劉管廷本來一直與他居住在同一寓所內，多年來兄弟之間感情融洽。但劉管廷后來在冀東某日偽政府謀到一個差事，得知此事，劉文典十分氣憤，他先是以有病為由“不與管廷同餐”，后來又說“新貴往來雜沓不利于著書”，將其四弟趕出家門，并從此不再往來。
滯留北平期間，劉文典常以唐代詩人被迫在安祿山處做官失節的事告誡自己說：“國家民族是大節，馬虎不得，讀書人要愛惜自己的羽毛。”后在友人的幫助下，劉文典只身輾轉來到西南聯大。見到比他晚到昆明的吳曉鈴教授，劉文典便向其打聽與他同樣困居北平的周作人景況。吳曉鈴說周作人以“家中還有老小”為托詞未出來，劉文典氣憤地說：“他讀過不少的書，怎么那樣不愛惜羽毛呀！”
“九·一八”事變后，東三省淪陷，舉國上下同仇敵愾。北平愛國青年學生為敦促國民黨政府抗日，臥軌請愿。劉文典積極支持當時在輔仁大學讀書的長子劉成章參加請愿。劉成章因體質差，臥軌時受了風寒，請愿歸來后患病亡故。這對劉文典夫婦是難以忍受的打擊，心靈上留下了無法彌補的創傷。但兒子的死亡，更激起了劉文典的民族熱情，據劉文典在清華的學生回憶：“劉先生每次上課，都要給學生講一段國事的艱危，并且告訴學生日本侵略中國的險惡用心及歷史背景。他自己則夜以繼日地翻譯有關資料。”
1929年，劉文典時任安徽大學校長兼文學院院長(學校設在省府安慶)。是年11月23日，安徽學界爆發了一場頗具規模的學潮，當時蔣介石挾北伐之功盛氣凌人，獲悉學潮事后十分惱怒，于是經教育部下文傳令劉文典親到南京予以說明。劉文典對蔣介石用“責令、責成”、“縱容學生鬧事”等措辭極為憤懣。在出發去南京前劉文典曾說：“我劉叔雅并非販夫走卒，蔣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至于劉文典和蔣介石見面的情景，當時的南開學生劉兆吉在《劉文典先生遺聞軼事數則》中回憶：
因有怨氣，見蔣時，戴禮帽著長衫，昂首闊步，跟隨侍從飄然直達蔣介石辦公室。見蔣介石面帶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讓座，沖口即問：“你是劉文典么？”這對劉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沖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長輩叫的，不是隨便哪個人叫的。”這更激怒了蔣介石，一拍桌子，并怒吼：“無恥文人！你慫恿共黨分子鬧事，該當何罪？”劉文典也應聲反駁蔣介石為不實之詞，并大聲呼喊：“寧以義死！不茍幸生！”躬身向蔣碰去，早被侍衛擋住。蔣介石又吼：“瘋子！瘋子！押下去！”
劉文典被押進大牢。蔣介石還揚言“解散安大”。這件事在教育界引起很大震動，安慶大中學生舉行示威，各地進步人士也來電來函聲援。后來，經蔡元培等力保，陳立夫從中斡旋，蔣介石在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下才不得不將劉文典釋放，但附前提——迫令劉文典“即日離皖”。
章太炎十分欣賞劉文典的氣節，揮毫寫了一副對聯贈之：“養生未羨嵇中散，疾惡真推禰正平。”巧妙借用漢末狂士禰衡擊鼓罵曹的典故，頌揚了劉文典不畏強暴、嫉惡如仇的氣節。
“寧可被飛機炸死，也不能缺課”
1938年5月，劉文典悄悄告別家人，離開北平孤身南下。在朋友的幫助下，劉文典通過英國大使館人員買到船票，經香港、海防，輾轉來到昆明，在西南聯大任教。對于此次孤身南下的心理狀態，劉文典曾在給梅貽琦校長的信里有過透露，他說：“典往歲浮海南奔，實抱有犧牲性命的決心，辛苦危險，在所非計。”此時對劉文典而言，“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兩者不可兼得”的選擇必然是“大丈夫舍生而取義”。對認為“國家民族是大節”的劉文典而言，這是太自然而然的事情。
抗戰時期，西南聯大教師們的生活條件十分惡劣，不少教授連粗茶淡飯都難以為繼。此一時期，劉文典的家庭生活也很艱難。劉文典曾在給梅貽琦校長的信中提及自己此時的生活狀況：“兩兄既先后病歿于湘西，先母又棄養于故里，典今年日在貧病交迫之中，無力以營喪葬。”
有一年除夕，劉文典全家竟然無米下鍋，幸得學生送米接濟才勉強度過了新年。盡管生活如此艱難，劉文典仍心牽天下，他曾寫有《移居西莊舍南有流水松竹》一詩，詩中有云：“極目關河馀戰骨，側身天地竟無心。寒宵振管知何益，永念群生一涕零。”
有一次在課堂上學生問劉文典：“怎樣才能把文章寫好？”劉文典回答說只要注意“觀世音菩薩”就行了。眾學生不解，他加以解釋說：“‘觀’是要多多觀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會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講音韻；‘菩薩’是要有救苦救難、為廣大人民服務的菩薩心腸。”
任教西南聯大期間，劉文典避居市郊官渡，離學校較遠，每次上課劉文典都須步行到校。正如他在寫給梅貽琦校長的信中所言：“自千年寓所被炸，避居鄉村，每次入城，徒行數里，苦況尤非楮墨之所能詳。”盡管如此，劉文典卻從不缺課。他說：“國難當頭，寧可被飛機炸死，也不能缺課。”解放后，劉文典年事漸高，云南大學為了讓他集中精力進行學術研究，一度沒排他的課，但他堅持要上課，并聲色俱厲地說：“教授怎能不教書？不教書就是失職！”
盡管國勢艱危，生活困苦，但劉文典卻沒有忘記以文化承傳作為自己的使命。出于“自覺負有文化上重大責任”，劉文典不僅是“寧可被飛機炸死，也不能缺課”，而且還潛心于學術研究。在西南聯大期間，劉文典完成《莊子補正》一書，并于1939年出版。該書立論嚴謹，學風扎實深厚，連一向不肯輕易譽人的陳寅恪也作序贊曰：“先生之作，可為天下之慎也。”
有人問，為什么在西南聯大時期，劉文典會選擇莊子研究作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劉文典回答說：“現在國難臨頭，國家存亡之際，間不容發，我們應該加倍的努力，研究國學……因為一個人對于固有的文化涵濡不深，必不能有很強的愛國心。不能發生偉大文學的國家，必不能卓然自立于世界。”
“替莊子跑警報”
在西南聯大，劉文典上課很有個性。據當年的學生回憶，劉文典“上課前先由校役沏一壺茶，外帶一根兩尺來長的竹制旱煙袋。講到得意處。他就一邊吸旱煙，一邊解說文章中的精義，從不理會下課鈴響，有時一高興就講到五點多才下課”。有一次他上了半個小時就結束了，說：“今天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飯后七點上課”。原來那個星期三是陰歷五月十五，他是要在皓月下講《月賦》。到星期三，校園里擺了一圈座位，劉文典坐在中間，當著一輪皓月大講其《月賦》，生動形象，見解精辟，讓聽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有一件趣事可以說明劉文典對國學的態度。抗戰時期，日本飛機經常轟炸大后方的昆明，西南聯大也是日機轟炸的目標。西南聯大的師生一聽到空襲警報，就停下課來，老師學生都往防空洞里跑——所謂“跑警報”是也。當時還是西南聯大學生的著名作家汪曾祺曾回憶說：“警報有三種。預行警報大概是表示日本飛機已經起飛，拉空襲警報大概是表示日本飛機進人云南省境了，等到汽笛拉了緊急警報，連續短音，這才可以肯定是朝昆明來的。”
對于跑警報的經歷，陳寅恪也曾寫過一則趣聯；“見機而作，入土為安。”緊急中不忘幽默。某一天，日軍轟炸機來襲，昆明城內拉響了緊急警報，西南聯大的教授和學生四下散開躲避。劉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萬分”佩服的陳寅恪身體羸弱，視力不佳，行動更為不便，便匆匆率領幾個學生折回來趕赴陳的寓所，一同攙扶陳往城外躲避。學生要攙扶劉文典，他強撐著不讓學生扶他，大聲叫嚷著：“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讓學生們攙著陳寅恪先走。
在劉文典的“怪”和“狂傲”中，可以看到劉文典對待世事人情，無虛飾、不矯情、不失赤子之真，“君子坦蕩蕩”。他的這種率真和坦蕩也能見出其可愛處。而在抗戰時期艱苦的生活中，劉文典的這種率真和坦蕩則尤顯得可貴。
摘自《亂世浮生》帥彥著 中華書局 2007年6月版2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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