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創作上的“自戀”成為一個越來越突出的問題，在許多作家那里，現代意義上的自尊、自愛被“自戀情結”所取代，進而造成了一系列文化癥候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創作上的“自戀”成為一個越來越突出的問題，在許多作家那里，現代意義上的自尊、自愛被“自戀情結”所取代，進而造成了一系列文化癥候。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一問題一直未受到人們的足夠重視。這里擬對當前創作中自戀的文學表現形態進行一次較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從深層觀照當下文學的心理病灶，以期引起“療救的注意”。
“自戀”問題的形成
“自戀情結”作為當下文學的一種新的因素或者現象，經歷了一個從自發萌芽到全面展開再到深度異變的過程。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在一批被稱為“先鋒”作家---如馬原、格非、孫甘露、洪峰等的筆下，砸碎了意義鎖鏈的語言，率先對現代意義上的“自我”追尋與理性建構進行了大規模反動，在有意無意中暗合了拉康所謂“語言才給我重建起在普遍性中的主體功能”的觀點。時代的沉淀越來越清晰地顯明，語言對理性主體反動的背后，遮蔽著自戀的冰山一角。換言之，作為文學“向內轉”的標志，將“怎樣講述”放置在“講述什么”之上的先鋒作家對語言形式的偏愛，正是敘事者自戀情結的一種表現形式。
經過語言自戀這一初期階段后，自戀的精神氣質延伸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并日益得到發展。“新寫實”小說對日常生活的確認性描摹，便源于“先鋒”文學對神性乃至人性本質的顛覆，對宏大敘事的反叛，它對于瑣碎、細雜的日常生活，對于物欲原生態表現出了超乎尋常的描摹熱情，生孩子、換尿布、趕班車、夫妻吵架、豆腐餿了等人生場景不經提煉便堂而皇之密集涌現于審美世界，個體湮沒在缺乏詩意也毫無秩序的庸俗生活之中。這一生存認知模式與敘事者的自戀意識有著莫大的關聯：折磨新一代自戀者的不是內疚，而是一種焦慮，是苦于找不到生活的意義。除了新寫實小說，王朔也是一個代表，在他的作品中，市民性、世俗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伸張。
自戀情結趨于膨脹，可以賈平凹的《廢都》為標志。在知識話語衰微的年代，以莊之蝶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不但享受著趨之若鶩的女性，而且心安理得地享受著世人的格外關注與尊崇，這種自戀性想象的擴張也許才是“《廢都》現象”的實質。上世紀90年代的女性創作則從另一向度預示了作家自戀情結的普遍化，正如林白《一個人的戰爭》所聲稱的：“一個人的戰爭意味著一個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墻自己擋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毀滅自己，一個人的戰爭意味著一個女人自己嫁給自己。”現在看來，這不僅是一種創作姿態的確立，其背后更潛藏著極大的女性自戀和心理黑洞，這對傾向于進行自我探索的新一代女作家來說無疑具有莫大的誘惑力。
經過十幾年的擴展彌漫，自戀情結在當下文學創作中似乎已成為一種自覺不自覺的審美趨向，具體說來，其表現形態可歸納為四種類型，即身體的自戀、精神的自戀、自我的迷戀和敘事的自戀。
身體的自戀
我們發現在當下文學創作中，一些敘事者對身體的表達欲望已遠遠超過對生命本真的探求，以對身體、欲望的迷戀化、核心化乃至時尚化認同，來傳達其對生活、歷史、現實的基本理解。在后現代消費語境中，由于自我本真的缺失，現代自我塑造的合法性遭到顛覆。以身體審美為核心的“自我創造”和“自我擴展”取代“自我認識”和“自我凈化”，成為基本的生活認知模式，即費瑟斯通所說的，在此不存在人類本性或真實的自我，而只是一些“準自我”的集合，“我們的生活可以任意地按審美的方式來構成”。福柯則對這種新型的審美意識形態進行了揭示，指出超級自戀的現代人(即“花花公子”)“把自己的身體，把他的行為，把他的感覺與激情，他的不折不扣的存在，都變成藝術的作品”(費瑟斯通語)。木子美的“遺情書”、“芙蓉姐姐”的S造型、教授裸體授課、作家走上街頭乞討、網絡上的種種博客秀，這些文化現象之所以能把不美甚至丑陋的事物想當然地變為“美”，正緣于自戀意識的膨脹，本來不可或羞于示人的東西，人們卻不顧接受者的心理反應與承受狀態，主動兜售出來以供觀賞和展玩。
與此相映照，形形色色的“上海寶貝”、“北京娃娃”、“美女作家”、“美男作家”等，都可謂“花花公子”這一自戀情結的經典演繹。
[1] [2] [3] [下一頁]
相關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