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我現在是作家，寫東西當然不能站在農民的角度看這個城市這個社會了。這不是什么中立的姿態，政治家可以為某一階層說話，作家應透過這一層看人性的東西。
南都周刊記者 羅小艷
賈平凹簡歷
原名賈平娃，1952年出生，陜西丹鳳人。1975年畢業于西北大學中文系。全國政協委員，陜西省作家協會主席。1974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小說集《賈平凹獲獎中篇小說集》、《賈平凹自選集》，長篇小說《商州》、《白夜》，自傳體長篇《我是農民》等。《臘月·正月》獲中國作協第3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滿月》獲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廢都》獲1997年法國費米娜文學獎；《浮躁》獲1987年美國美孚飛馬文學獎。
今年9月，賈平凹的新書《高興》面世，幾乎同時，他當選為陜西省作協主席。《高興》是繼2005年《秦腔》之后又一本關于失地農民工的長篇小說，與前一次關注農民離開土地的鄉村變化不同的是，這一次寫的是進城農民工的故事。主人公劉高興在生活中有原型，是賈平凹一塊長大的同學兼老鄉。“文革”中兩人一起從初中輟學回鄉務農，后來劉高興去當兵，老賈上了大學。再后來，老賈成了大作家，劉高興在家喂豬，也做過泥水匠，吊過掛面，磨過豆腐，后來進城拾起了破爛。
這是一本被賈平凹自稱為迄今為止寫得最吃力的小說。全書25萬字，苦寫三載，五易其稿，不用電腦的老賈說自己已寫壞了手指，但是面對記者提出的二十幾個問題，這一次他依然堅持了筆答的方式。因此，記者失去了傾聽大作家賈平凹濃厚鄉音的機會，卻意外收獲了老賈長達八頁的親筆回復，他的字可是能賣錢的，其中還附有一張簡函，“回答得不好，望諒，但我蠻認真的”，不禁莞爾，為老賈的謙遜，更為“蠻認真”的意趣。
寫作是為安撫我的靈魂
南都周刊：書稿原來的名字是《城市生活》，后改為現在的《高興》，出于什么原因？
賈平凹：《城市生活》這個名太一般，后來就改了，先改成《劉高興》，又覺得用人名也太局限，就再改為《高興》了。既是主人公名，還有了別的含義。我喜歡書名為兩個字。
南都周刊：從后記中我知道，你曾在父親的墳前流著淚說：“《秦腔》我寫了咱這兒的農民怎樣一步步從土地走出，現在《高興》又寫了他們走出土地后的城里生活，我總算寫了……”這是一種怎樣的心愿？
賈平凹：我每次回故鄉都感慨萬千，每次回去肯定去父親墳上燒紙祭奠，我寫的《秦腔》、《高興》都是農民的事，愿意給父親嘮叨。我是農村出來的，我關注農村的狀況，那里的任何事情都讓我牽掛。
南都周刊：那從《秦腔》到《高興》，關于農民，你覺得想說的話都說了嗎？
賈平凹：是的，我把我感知的東西寫了出來，我覺得心里寬松了許多。我是個作家，我能做的只是把我能感知的東西寫出來，這樣可能會安撫我的靈魂。一個作家需要關注社會，但作品并不是要為某一個階層去說話，最重要的是寫人，寫人的本身，中國的許多人事是絞纏在一起的，要寫人的本身又不能剝離社會問題。所以，似乎我一直在寫現實生活，但最讓我感興趣的是人的問題。
南都周刊：這部小說寫得很不順利，前后五易其稿，問題出在哪里？
賈平凹：最主要的有兩點：一是農民進城后面對城市有許多偏見，而我也有許多偏見，究其實是農民意識在作祟，當我也在同情進城農民又和他們一樣發泄種種不滿時，我發現我寫的不對。二是敘述的角度，我先是以第三人稱寫，后來變成第一人稱，變成第一人稱可以自由得多，能更好寫出劉高興的精神狀態。
南都周刊：為了寫《高興》，你前后去了幾次西安南郊城鄉結合部的村子？給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賈平凹：去了四五次吧，而結識的人來往就多了，說不清了。我感受最深的是他們生存環境太差，再是接觸之后，他們大多是那么質樸，心思又那么豐富，他們完全靠一種心性在生活，沒有這種劉高興式的心性，那是難以在城市里生活下去的。同時我感到像我這樣的大多數人是那么麻木，我們太缺乏對他們的了解和理解，我們其實在偏見地生活著。
營造溫暖是為寄托人生的蒼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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