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1年發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以后，胡喬木即以中共黨史專家著稱。1980年1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成立，胡喬木任主任。到任不久，他就提出編寫一部大型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任務。1982年4月離任以后，作為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副組長，他仍然指導該室和全國的黨史工作。可以說，從事和指導中共黨史研究、編撰和宣傳，是他畢生的事業，成為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所提出的研究、編撰中共黨史的指導思想和方法，是留給黨史學界的寶貴財富。
●研究黨史，要注意四面八方
胡喬木指出:“黨的歷史與一定的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歷史是不能分開的。”“離開社會的發展，孤立地講黨史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方法的。”他認為，注意四面八方寫出來的黨史，才能不只是一線一面，而是立體的。注意四面八方，黨史就必須寫以下幾個方面:
1.要寫人民群眾。黨史要表現黨是在人民中間奮斗的，黨的斗爭是反映群眾要求的，是依靠群眾取得勝利的。要讓人們看了黨史以后，真正感到黨是把人民放在中心位置的，是尊重人民的；而不只是黨自己在照鏡子，左顧右盼。
2.要寫朋友。黨是依靠與黨密切合作的人共同奮斗的，這些人，如宋慶齡、陳友仁、魯迅、鄒韜奮，如杜重遠、閻寶航等等，在黨史中應當有他們的地位。我們黨在困難時得到人家的幫助，作為勝利者來寫歷史時不能把人家忘了。不寫他們，那是一種狹隘的宗派觀念。
3.要寫地方與普通干部和黨員。黨史既要寫黨的中央和中央領導人的活動，也要寫地方組織、黨的優秀干部和廣大黨員群眾的活動。不能因為領導的錯誤就把黨的群眾性斗爭一筆抹煞。黨史上的優秀干部、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斗爭，都應該有生動形象的記錄。胡喬木指出:“我們要在人民斗爭歷史的背景下寫黨史，黨中央和領導人要寫，但要避免分量太大。”“黨史不要只講黨中央這樣正確，那樣錯誤，還是應把人民的斗爭、黨的斗爭，熱氣騰騰的局面反映出來。”
4.要闡明黨的每一步勝利都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的結果。為了更有說服力的闡明這一最基本的歷史經驗，還必須將中國黨和共產國際關于中國革命的主張、中國和蘇聯、東歐國家關于建設社會主義的主張，進行比較研究。
●要搞清楚理論問題，通過黨史表述這些理論
在1985年11月4日舉行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送審本討論會上，胡喬木講話指出:“寫歷史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寫一本黨史涉及許多理論問題，不是系統地講理論，而是通過黨史表述這些理論。”
在起草《歷史決議》的過程中，胡喬木指出:“要寫這個《決議》，理論部分要給予很大的注意”，“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把中國革命究竟走了一條什么道路，要怎樣繼續走下去，寫出來。”“《決議》里要有一種現實的力量、理想的力量。”胡喬木把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對毛澤東功過是非的評論，同理論問題的研究聯系起來。他指出，毛澤東犯“文化大革命”錯誤的原因之一，是出于對馬克思關于資產階級權利的論述的誤解和對于列寧關于小生產每日每時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論斷的教條化。同時，他又指出:“毛主席的確打破了共產國際的專制、教條化傾向。”并具體分析說:“毛主席同第三國際的指導方針做了長期的斗爭，這是非常顯著的事實。今天講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怎么結合？就是要研究中國的實際，從實際出發；就是要聯系群眾，從群眾的最大利益出發。毛主席把這些發展成了一個觀點、一個工作方法的系統，還可以加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確實在世界政治上顯出中國革命的特點。”
●要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認識、評論和解釋黨史上的問題，作出從歷史到邏輯的總結
胡喬木注重黨史工作的戰斗性，又強調黨史工作的科學性。他要求，“對黨的歷史的研究要進一步深化，精密化，更要重視詳細地占有材料”；他指出，“只有充分地占有和利用一切可靠的資料，把這些資料甄別清楚，才能弄清事件的真相和來龍去脈，才能寫出有戰斗力的歷史論著”。他要求，《中國共產黨歷史》這本書，“我們要盡量寫得客觀、求實，不抱有任何偏見，按照歷史原來的面目寫出來。”對于書稿中涉及的黨史上的一些有爭議的、比較敏感的問題，他都明確地提出自己的意見，有些問題還親自動筆修改。他所作的敘述和論斷，鮮明、準確，得到黨史界的贊同。
胡喬木還強調，研究歷史要保持客觀的態度和廣闊的視野，要寫得公正、準確。他指出:“歷史是個復雜的整體”，“我們要有比較廣闊的視野，用廣闊的視野來觀察、分析歷史。”他又指出:“歷史是非常復雜的，如果不在研究的時候保持客觀態度，就不能正確地解釋歷史。這要與我們的感情發生矛盾。但是，憤怒出詩人，憤怒不出歷史學家。不可理解的事我們還是要去理解，否則我們就要像雨果那樣，盡管在他寫的書里充滿了對拿破侖第三的仇恨，卻并沒有把歷史解釋清楚。把拿破侖第三的陰險、狡猾描寫得淋漓盡致，也還是沒有把‘霧月十八日事變’解釋好，而馬克思則不同，他還是作了多方面的分析。”
●不能把豐富、生動的歷史寫得平淡無奇、枯燥乏味
胡喬木說:黨史的內容是非常豐富、生動的，我們不能把豐富、生動的歷史寫得平淡無奇、枯燥乏味。他批評道:歷史本來是充滿革命斗爭的激情、動人的畫面的，而我們的本子常常變成了灰色的、蒼白的。他要求研究黨史不能從會議、文件出發，而要從歷史實際出發。黨史要從文山會海中走出來。黨史要寫清楚歷史脈絡，這是整個黨史書稿的主干。他主張，編寫黨史，要采取史論結合、夾敘夾議的方式，力求吸收新材料、新觀點，展開科學的論證。他要求，黨史要寫人。不僅要寫大人物，也要寫小人物；對于黨史人物的評價要采取公正客觀的態度。他要求，黨史要敘事。因為歷史是由事實構成的，觀點要通過敘述事實來表達；不僅邏輯關系要寫清楚，而且要盡可能地有血有肉。他還要求寫黨史要有感情，筆端要常帶感情。這樣的有人物、有事實、有生動情景的黨史，“不但能說服人，而且能感動人，不但用正確的道理教育人，而且用高尚的情操陶冶人”。
為達到脈絡清楚，生動感人的要求，胡喬木認為必須特別注意三點:一是寫黨史要有政治上的觀察和把握；二是要根據政治形勢及其變動來分析歷史、評述人物；三是要點出歷史發展的關鍵。
(作者程中原為《當代中國史研究》主編，當代中國研究所原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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