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幸福的追求方式，從前現代時期主要表現為哲學家的思辨和人們個體生活方式的選擇，到現代時期出現了付諸社會運動和制度建構，這體現了一種歷史性的進步。
現代化給人類帶來的一個重要成就無疑是物質生活條件的不斷改善和生活質量的日益提高。然而，現代化又是一個充滿悖論的進程，與客觀福祉的提高形成比照的是，主觀幸福并沒有呈現相應程度的上升，這無疑構成了現代化的一種困境。
是什么影響了人們的幸福感
對于人的主觀幸福感的測量在20世紀60年代晚期到80年代中期，成為心理學的一個熱點研究領域。心理學家對于主觀幸福感的探討更多地來自生活質量、心理健康和社會老年學三個學科領域。由于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加入幸福感研究的行列，幸福感的豐富內涵和表現形式得到了更多的揭示。
應該說，作為社會心理體系一個部分的幸福感，受到許多復雜因素的影響，主要包括：經濟因素如就業狀況、收入水平等；社會因素如教育程度、婚姻質量等；人口因素如性別、年齡等；文化因素如價值觀念、傳統習慣等；心理因素如民族性格、自尊程度、生活態度、個性特征、成就動機等；政治因素如民主權利、參與機會等。
此外，對主觀幸福的理解還涉及許多分析層面，主要包括認知與情感、個體與群體、橫向與縱向、時點與時段，等等。在主觀幸福感與社會心理體系諸多因素和層面之間的密切聯系中，以下幾點是十分獨特而重要的：
第一，心理參照系。就社會層面而言，其成員的幸福感將受到他們心理參照系的重大影響，例如在一個封閉社會中，由于缺乏與其他社會之間的比照，盡管這個社會的物質發展水平不高，但由于心理守常和習慣定勢的作用，其成員便可能知足常樂，表現出不低的幸福感；而一個處在開放之初的社會，面對外來發達社會的各種沖擊，開始了外在參照，因此，其成員的幸福感便可能呈現下降之勢，因為此時他們原有的自尊受到了創傷。
第二，成就動機程度。人們的成就需要決定他們的成就動機程度，成就動機程度又決定其預期抱負目標。其中人們對于自身成就的意識水平是一個重要環節，因為如果人們意識到的自身成就水平高于他們的預期抱負目標，那么，便會產生強烈的幸福感；反之，如果人們意識到的自身成就水平低于他們的預期抱負目標，那么，則不會有幸福感可言。
第三，本體安全感。它指的是，個人對于自我認同的連續性、對于所生活其中的社會環境表現出的信心。這種源自人和物的可靠感，對于形成個體的信任感是極其重要的，而對于外在世界的信任感，既是個體安全感的基礎，也是個體抵御焦慮并產生主觀幸福感的基礎。因此，人的幸福感有時與其經濟狀況或收入水平之間并未呈現出簡單的正相關關系，在現實生活中，一些經濟狀況不佳的人，其幸福感卻不低，而有些百萬富翁卻整日憂心忡忡。
因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中國人的幸福感在過去10年中先升后降，表現出與經濟發展軌跡之間的非同步性。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初期，物質發展成效明顯地呈現出來，那時社會分化程度還不大，社會成員在心理上更多是作縱向比較，與過去的生活水平相比，較容易產生滿足感。最近10年，社會結構轉型加速，各個領域的體制改革日益全面觸及深層利益，社會分化程度加大，尤其是貧富差距凸顯；在社會心理方面，隨著生活條件逐漸改善，人們需求層次日益提升，且呈現出多樣化態勢，因此，需求能被滿足的標準相對提高了；而由于資源相對短缺和競爭加劇以及現代生活節奏加快，人們的各種壓力感大大增加，這一切都強有力地影響了人們的幸福感。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一些調查結果表明，近年來人們對社會問題的關心更傾向于與民生有關的領域，民生問題成為大多數社會成員最關切的社會問題。這種關注重點的變化，反映了人們對于社會發展態勢的判斷。而對于民生問題關注程度的上升，尤其反映了體制改革與社會發展正在對人們的生存條件和生活質量產生最強有力的影響。這一切極其深刻地影響人們的本體安全感，即具體表現為對社會生活保障需求的增強，從而影響到人們的幸福感。
對“幸福指數”的某些誤讀
近年來，“幸福指數”成為我國學術界的一個熱門話題，同時也成為一些政府部門的實踐課題。
幸福指數就是指把主觀幸福感作為一項指標，通過運用專門的測量工具去獲得人們主觀幸福感的數量化結果。然而，如果幸福指數將在生活質量指標體系中甚至將在一個地方或國家的發展規劃中扮演一種重要而合理的角色的話，那么，對于幸福指數尋求一種充分的理解，并且避免各種誤讀，無疑成為一項最基本的前提。
首先，對于幸福的理解涉及了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文化學等多個學科，這說明了社會心理體系的高度復雜性，而這種復雜的主觀世界要用數量化的工具來加以測量和說明，無疑是對現代社會科學的局限性提出一個重大挑戰。因此，關于幸福指數一種可能的誤讀就是，將幸福指數簡單化的傾向。典型表現之一是，希望通過一份調查問卷就能達成對主觀幸福感全面而準確的把握。而幸福感在測量上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在進行測量的時間之點上人們所表達的生活感受，是否能夠代表他們在一個時期里的總體生活感受。
其次，幸福指數是社會發展狀況及其問題的“風向標”和“晴雨表”。如果說社會心理體系包含理性層面的認知評價和感性層面的情緒感受，那么，在幸福感中情緒感受這一感性層面常常占據主導地位，幸福感有時是一種很個體化的主觀領域。因此，在實踐領域中，幸福指數可以成為生活質量指標體系中一個重要方面，但并非唯一方面。在這里，關于幸福指數一種可能的誤讀就在于，認為幸福指數能夠作為體現個人生活質量和衡量社會進步程度的一個絕對性指標，從而忽視了對于社會發展內涵和人的精神領域的豐富性的考慮。
第三，作為制定發展規劃和社會政策一種重要參考因素的幸福指數，與GDP之間的關系應該是辯證的。GDP是硬指標，幸福指數是軟指標，兩者在發展規劃和社會政策中各具獨特的地位與作用。能夠關懷幸福，說明發展理論與發展實踐上升了一個層次，發展的內涵更加豐富了。但決非要在GDP與幸福指數之間做一種非此即彼的選擇。因此，關于幸福指數又一種可能的誤讀就在于，產生“幸福指數崇拜”，即將幸福指數的意義無條件地夸大化、片面化、偏激化。
對于幸福感的測量，西方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等已經探索了幾十年，具有了一定的知識和經驗積累。既便如此，尚未有任何一種幸福感測量工具能夠得到普遍認同，許多量表仍處在不斷改進之中。中國與西方的社會、文化背景及其反映形式之一的社會心理都存在差異，從而對于幸福的理解不會完全相同，感受幸福的方式也會有所差異。因此，我們若要研制出一套既體現國際水平又符合中國國情的幸福感測量工具，尤其是獲得可以作為發展規劃和社會政策參考的幸福指數，尚有待進行高水準、創新性的多學科合作研究。(沈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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