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 者：李部長，您曾多次陪同小平同志會見各國政黨領導人，請給我們談談您的一些體會。
李淑錚：小平同志一直非常關注黨的對外工作。他傾注了很大精力，親自會見各國政黨領導人，同他們進行推心置腹的談話。我給你提供一個數(shù)據(jù)：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建國以來，鄧小平會見各國政黨領導人達300多次，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到他病重前的十多年時間里，就先后會見了68批(次)，其中不少是執(zhí)政黨的黨政第一把手。
我的感覺是，這些重要談話的內容十分豐富，涉及國內、國際重大問題和黨際關系等領域中的許多戰(zhàn)略思想。就是在這些談話中，他與時俱進地提出了一些新思想、新論點，其中有許多內容生動地反映了他的戰(zhàn)略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形成、豐富和發(fā)展的過程。
記 者：這些談話為什么會產生這樣重要的作用呢？
李淑錚：我想，可能是因為這些客人雖然情況各異，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作為政黨領導人，他們關注的問題深而且廣，不僅涉及國家關系，更注重理論、政策、思想以及意識形態(tài)的方方面面，因此，會見時談話的內容要比一般外賓更深透一些，理論性、政治性、思想性比較強。
同時，這些談話方式更為隨意、自由。鄧小平經(jīng)常向外國朋友表示，很多問題總書記、總理已同你們談了，我們今天主要是見見面，聊聊天，一起吃一頓飯，邊吃邊談。恰恰是這種無拘無束的談話方式有助于就一些重大理論、思想、政治問題更深入、坦誠地交換意見，交流思想。
記 者：我們都知道，一段時間里，小平同志在一個特殊的位置上，他既不是黨中央總書記，也不是國家主席。來訪的各國政黨領導人是怎樣看待他的？
李淑錚：小平同志在國際上享有極高威望，他會見的各國政黨領導人，其中不少是執(zhí)政黨的領袖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這些客人本身都是國際國內的權威和頂級人物。他們對他國、他黨領導人的評價都很注意分寸，不輕易加以頌揚。但是，就是這樣一些人物，都對鄧小平從不同角度表達過發(fā)自內心的欽佩，對能見到小平同志并和他進行直接交談感到莫大的榮幸。
記 者：您能不能舉幾個具體例子？
李淑錚：比如，1984年5月30日，小平同志會見了德意志聯(lián)邦共和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勃蘭特。在友好交談中，勃蘭特說：“我非常懂得您給予我的榮譽，我要從您的智慧中吸取一些精華。”告別時，勃蘭特向小平同志表示：“望多保重，您對中國和世界來說都是不可缺少的。”
1985年8月29日，小平同志會見了由田邊誠書記長率領的日本社會民主黨第二次訪華團。在會見中田邊誠表示：“您的一言一行對我們都有很大的影響，所以我們很注意您的一言一行，而且世界上所有國家都非常注意您的講話。”
1987年4月30日，我曾陪同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副總書記、政府副首相阿方索·格拉訪華。他是該黨領導人中一位很有思想的理論家。之前他沒有來過中國，但對我國一直很向往。他對小平同志非常佩服，在會見時評價說：“對我們西班牙和西歐來說，鄧小平同志是國際政治的最高級人物。”“我們十分敬佩您的智慧，在領導中國革命中您提了很多新思路。”會見結束時，格拉動情地說：“十分感謝您會見我們，我們親身體會到您的智慧。二百年之后，今天在場的人都不在了，但歷史將記載下這一頁。”
記 者：這是談話過程中這些客人的當面贊揚。他們在會見結束后還有沒有什么評價？
李淑錚：小平同志同這些外國政黨領導人的談話產生了極好的效果和深遠的影響。這樣的例子太多了。
1987年1月15日，小平同志會見了由黨主席阿爾沃·阿爾托率領的芬蘭共產黨代表團。會見后阿爾托發(fā)表感想說：“鄧小平同志會見是全團的榮譽，他思路敏捷，邏輯性強，談吐親切。”他還強調說：“會見表明中芬兩黨關系進入一個新時期。”
我還記得，剛才提到的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會見后在回賓館的路上，還滔滔不絕地對我談起他對會見的感受。他說：“一位政治家、偉人，重要的是在面臨復雜的環(huán)境時能夠鎮(zhèn)靜自若，不慌不忙，始終保持平衡。鄧小平既果斷，又穩(wěn)重，我的結論是他不愧為一位世界偉人。”
格拉的來訪，對發(fā)展中西兩黨、兩國關系起了很好的推動作用。1990年11月，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召開第三十二次代表大會。當時正是1989年政治風波之后，西方各政黨包括西歐各國社會黨都紛紛譴責我國。在這樣的大環(huán)境下，該黨仍決定邀請中共派代表作為嘉賓與會。這是對我黨率先作出友好表示的歐洲社會黨。我受中央委托作為中共代表去參加此會。會議期間，格拉在百忙中抽出時間單獨會見了我們。他熱情洋溢地回憶起訪華和鄧小平會見的情景，而且直率地批評：“有些黨以‘天安門事件’為由，竟敢讓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黨‘走小門’。”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小平同志親自會見外國政黨領導人所產生的影響之深遠。
記 者：您認為在小平同志會見各國政黨領導人的談話中，涉及最多的是哪些方面的問題？
李淑錚：他的談話，多數(shù)都涉及國際戰(zhàn)略、世界形勢、對外政策和國家關系的重大問題。
比如，小平同志有一個很大的貢獻，就是科學地判斷了宏觀國際形勢，改變了世界戰(zhàn)爭迫在眉睫的看法。1985年10月9日，他在會見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共和國總統(tǒng)尼古拉·齊奧塞斯庫時指出：“過去多年來，我們一直強調戰(zhàn)爭不可避免，經(jīng)過這一段時間的觀察，看來戰(zhàn)爭的危險依然存在，不能夠掉以輕心，但是和平的力量和制約戰(zhàn)爭的力量有可喜的發(fā)展，這對于兩個超級大國都有一種制約的作用，使得他們不敢輕易地發(fā)動戰(zhàn)爭。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比過去樂觀一點。所以，我們一系列的措施，包括減少一百萬軍隊，都是從這個考慮出發(fā)作出的決定。有這樣的判斷，才能使我們用全力來發(fā)展經(jīng)濟。”
他還領導黨調整“一條線”的反霸統(tǒng)一戰(zhàn)線，執(zhí)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維護世界和平，反對霸權主義，向全世界宣告中國永不稱霸，并且著力按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改善同各國，特別是美國、蘇聯(lián)、日本等大國的關系。
記 者：顯而易見，小平同志在國際問題和對外關系方面的貢獻是巨大的。您能否用最簡要的話作一概括？
李淑錚：我覺得用小平同志自己的話來概括可能更好。1989年5月16日，他在會見蘇聯(lián)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時說：我這一生“已經(jīng)做成的事情是，調整了與日本、與美國的關系，也調整了與蘇聯(lián)的關系，確定了收回香港，已經(jīng)同英國達成協(xié)議”。
記 者：請您結合改革開放后我國對外交往中發(fā)展黨際關系出現(xiàn)的新情況新局面，談談小平同志在這方面所起的作用。
李淑錚：在和各國政黨領導人特別是共產黨領導人的談話中，小平同志深刻闡明了國際共運和黨際關系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jīng)驗，并在此基礎上確定了我黨在處理同外國黨關系方面的一些重大原則問題。這對我黨的對外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第一，他指出：“國際共運歷史的根本經(jīng)驗教訓就是，各國黨要根據(jù)自己的實際，決定自己的政策，才能取得成功。”這個歷史總結不僅對我黨有重要指導意義，而且對各國共產黨也有重要借鑒作用。
第二，他對國際共運大論戰(zhàn)作出了全面評價。1983年11月6日，小平同志在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主席希爾時說：“大論戰(zhàn)我們發(fā)表了九篇文章，這些工作我都參加了。從現(xiàn)在的觀點看，好多觀點是不對的。我們的錯誤不在個別觀點，個別觀點上誰對誰錯很難講，應該說，我們的許多觀點現(xiàn)在看還是正確的。我們的真正錯誤是根據(jù)中國自己的經(jīng)驗和實踐來論斷和評價國際共運的是非，因此有些東西不符合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原則。主要是這個問題。至于這個觀點、那個觀點，都可以爭論。”這個重要論斷實際上是對國際共運大論戰(zhàn)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深刻總結，對澄清國際共運重大問題的是非、統(tǒng)一思想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第三，本著“結束過去，開辟未來”的精神，恢復同各國共產黨的正常關系。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上半期，由于中蘇分歧導致國際共運大論戰(zhàn)，我黨先后同絕大多數(shù)共產黨中斷了關系。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黨根據(jù)雙方意愿，本著“向前看”和各自多做自我批評的精神，深入交換意見，陸續(xù)恢復了同世界主要共產黨之間的關系。小平同志在這方面傾注了很大的精力，并親自會見各主要共產黨領導人，首先以多做自我批評的精神，坦誠相見，心平氣和，平等相待，得到廣泛好評，取得顯著效果。
例如，1980年4月17日，在會見由恩里科·貝林格總書記率領的意大利共產黨中央代表團時，小平同志說：“我們黨高度贊賞我們兩黨恢復關系。過去吵架沒關系，有不同意見不要緊，總會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雙方都把問題講清楚，有些問題要通過實踐加以檢驗。過去許多爭論，并不是我們講的都是對的。我想你們認為自己講的也不一定都對。把問題講清楚，就能加深了解。我要說三句話：一是過去的一切一風吹；二是當時有些問題我們看得不清楚，甚至有錯誤；三是我們雙方統(tǒng)統(tǒng)向前看。” 貝林格當場表示同意，說：“我們并不認為，一切正確的東西都在我們方面。”
我黨同蘇共曾經(jīng)分歧最大，經(jīng)過雙方努力，也在1989年5月16日小平同志和戈爾巴喬夫會見時宣布，本著 “結束過去，開辟未來”的精神，恢復了兩黨關系。
第四，堅持各黨獨立自主、完全平等的原則。在恢復同各國共產黨關系的過程中，我黨認真總結了在處理黨與黨關系方面的經(jīng)驗與教訓。1980年11月24日，小平同志在會見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卡里略一行談到黨與黨之間的關系時，著重指出：“有兩條原則一定要堅持。第一條原則是，黨與黨之間的關系是兄弟黨關系，不是父子黨關系；第二條原則是，任何國家的事情只能由那個國家的馬列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自己去判斷，犯錯誤也是他們自己犯，他們自己去糾正，不要拿我們的觀點、模式強加于人。過去我們黨對第一條是清醒的，也是受害者。父子黨關系，要控制人家，我們是深有感受的。后來我們就強調，國家無論大小，黨無論大小，應該一律平等。但對于第二條原則，應該說，我們覺悟得比較晚。”“我們自己也犯了點隨便指手劃腳的錯誤。這個經(jīng)驗告訴我們，黨與黨之間要建立新型的關系，因此我們提出了處理這種關系的原則。”
隨著黨的對外政策的調整，我們堅持黨與黨的關系不與國家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的異同相聯(lián)系，主張不僅同各國共產黨，而且同世界各類政黨在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四項原則的基礎上發(fā)展黨際關系。經(jīng)過20多年的努力，目前，我黨已同16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的400多個不同類型的政黨和組織建立了多種形式的聯(lián)系和交往，黨際關系更趨活躍，為國家的總體外交作出了積極貢獻。
第五，在這些原則的基礎上，更好地處理黨與黨及國與國之間的關系。為了全面貫徹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搞好周邊外交，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方針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
20世紀80年代，我國面臨和東盟等一些鄰國共產黨的關系這一歷史遺留問題，引起有關鄰國的關注。為了及時解開這個疙瘩，小平同志親自做有關國家和政黨領導人的工作。1980年6月21日，小平同志在會見緬共主席巴頓頂時指出：“黨是黨的關系，國家是國家的關系。在道理上講這是個歷史問題。中國人是講信義的。都是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不支持兄弟黨，我們不能這樣做。但這個不妨礙國家關系。”1985年5月7日，鄧小平在會見緬甸綱領黨主席吳奈溫時說：“我們希望你們自己解決這個問題。”
經(jīng)過多方面的努力，深入交換意見，有關國家領導人理解了我們的政策，逐漸消除了誤解，從而順利推進了同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緬甸等一些鄰國的睦鄰友好合作關系。
記 者：小平同志是中國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這是舉世公認的。他在同各國政黨領導人的談話中，應該也會比較多地涉及到關于改革開放的問題吧？
李淑錚：小平同志在同黨賓的談話中，幾乎都談到改革開放，有時簡明扼要地點題，有時全面有重點地展開闡明，內容也很豐富。例如，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有些政黨領導人，特別是一些國家的左翼政黨和第三世界政要，在不同程度上擔心這樣做會不會導致資本主義。有人在同小平同志會見時直截了當?shù)靥岢鲞^這個疑問。小平同志對他們講：“我們現(xiàn)在講的對內搞活經(jīng)濟、對外開放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下開展的。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
記 者：小平同志首次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重要論斷，好像也是在和外國政黨領導人的一次談話中。
李淑錚：是的。那是在1988年9月5日，小平同志在會見捷共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捷克斯洛伐克總統(tǒng)胡薩克后，同他共進午餐自由交談時說的。他的原話是：“馬克思講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非常正確的，現(xiàn)在看來這樣說可能不夠，恐怕是第一生產力。”
記 者：從您剛才的談話里，我們確實感覺到，在會見各國政黨領導人的時候，小平同志闡發(fā)過許多非常重要的、影響深遠的思想，很值得研究。
李淑錚：接受小平同志會見的外國政黨領導人對此也有深切的感受。我給你舉個例子來結束我們的談話吧。1980年11月7日，鄧小平會見南斯拉夫聯(lián)邦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政府總理久拉諾維奇。會談結束時，鄧小平說，我們今天是聊天，正式會談是跟總理談。久拉諾維奇卻認真地說：“有的時候，隨便談比正式談還重要。”
(特約記者李 綱 本文發(fā)表前經(jīng)李淑錚審閱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