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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本報記者 龔丹韻

　　●嘉 賓：于 海(復旦大學社會學教授)

　　當西方人在金融危機里苦熬寒冬，“百元周”在中國工薪階層中迅速竄紅。顧名思義，它指周一至周五，全部消費加起來，控制在100元以內。參與者要把每天的花銷記下來，在網上公布。這個起初只是為還房貸想出的省錢辦法，由網絡傳播后開始風靡一時，在白領中引領新節儉生活方式。當然，現在我們自己總體上說不是消費過度，而是消費不足，但“百元周”的流行，還是讓人思考：怎樣的生活才是幸福的？

　　龔丹韻：您覺得“百元周”可能改變白領們一貫的消費方式嗎？

　　于海：我更想說這是對危機的一種緊急應對，無關消費方式的改變。畢竟，金融危機在中國還沒大范圍影響實體經濟。白領扎堆的供職單位，大部分還沒有出現全面裁員、破產等嚴峻問題，手頭的錢也沒有大幅度削減。所以，“百元周”只是他們對未來不確定的擔憂中，所產生的一種預先反應，簡單說就是緊縮開支，為未來作點打算。

　　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白領一貫的消費方式，比如有大房、有名車、用名牌等等，都是他們一直以來的向往所在。它已成為獲得社會認同的一種標桿，深入人們的內心。我想除非經濟形勢非常緊張，很多人回家待業，連生存都有問題，不然他們是不會走到反思自己生活方式的程度。

　　更何況，我所期望的反思，觸及根本的發展模式和生活哲學。自工業化以來，都市崇尚的消費方式，已經成為一種大眾文化。以物質品的豐滿來衡量一個人的身份地位、成功與否。大眾對此都羨慕、向往不已，其影響和正當性幾乎沒有受到認真懷疑。整個社會還沒到對此反思的時候，指望白領觸及這么深的問題，是很困難的。

　　龔丹韻：那么您所期望的一種反思，究竟是怎樣的？

　　于海：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的生產能力大規模增加，于是廣告等媒體，不斷刺激消費欲望，制造新的消費需求，使得消費遠遠超出了自身的真實需要，整個時代進入了法國社會學家鮑德里亞所說的“消費社會”。尤其是美國的大眾文化，更把消費變成一種文化價值，連北歐、東亞的青年都向往美國的生活理念，要大廚房、大房間、大車等等。美國式消費是以其資源、人口、經濟的優勢，通過全世界貿易體系而獲得的。這種模式實際上不可復制。由此帶來的經濟隱患、環境問題、生態壓力，已經無須贅述。

　　而我們的擴大生產，是用來滿足發達國家的消費，我們自己總體上說不是消費過度，而是消費不足，怎樣振興內需，把為別人生產變成為自己生產，是今天的重要使命。但現在講的只是白領群體。工作似乎就是為了進行攀比性、炫耀性、身份性的消費，從中獲得價值實現和社會認同。生活與工作目標，難道只是勒緊褲帶買名牌、勒緊褲帶以維持高消費？我們要在考慮中國人口、資源環境基礎上，形成我們自己的消費理念，實在不必以沒有節制的美國式消費作為榜樣。

　　站在個人立場，怎么消費是個人的事。但整體來說，消費文化是有倫理問題的，關乎生態環境的倫理、可持續發展的倫理、全球生存的倫理。

　　龔丹韻：那么新時代的節儉生活該怎么過呢？總不可能回到“縫縫補補又三年”的日子吧？

　　于海：現在的簡樸生活，是指物質發達的情況下，盡可能以簡單方式，達到原本的生活目的。某些國家，已經有一批這樣的先驅者。他們大多來自精英階層，衣食無憂，意識到消費倫理的問題后，愿意身體力行倡導簡樸生活，希望影響其他人的道德和生活方式。他們中斷富足的消費，賣掉大房子，搬進小屋，衣著簡單，少用能源，工作中也倡導這種理念，比如有些機構里，內部文稿都是雙面使用，紙張都是再生紙……

　　我們還在趕超階段，部分地區還沒達到較低的小康標準，這種簡樸，還屬奢談。但是先知先覺者總是有的，比如大都市的一些青年人，愿意響應一個月中一天不開車的活動。不能因社會目前的大勢所趨，就覺得消費文化的改變毫無可能。西方的環境運動在幾十年前，也是由先驅者倡行，雖遭到政府的冷淡和企業的反對也堅持不懈。如今，一小部分先驅者的聲音變成了環保的全民運動，政府立法，企業承諾，甚至成為國際峰會的主題。

　　龔丹韻：也有一種看法認為，正因為在現代社會中，人成了生產流水線上的一個零件，倍感壓抑，所以唯有求諸娛樂消費，才能暫時擺脫束縛，感到些許自由。

　　于海：不管怎樣，非人性的工作方式下，再去尋找物質消費的狂歡，最后還是會更加空虛，擺脫不了束縛。不得不承認，消費文化對人性的掌握是很厲害的，為各種人群量身定制產品，形成社會評價。無數貼心的消費項目擺在你的面前，你能抵制得了這種誘惑嗎？人畢竟還是很感性的。所以一方面從理念上說，盡可能提倡簡樸；但另一方面，也不能過于苛求白領群體。他們的文化價值觀被廣告塑造出來，也真心認同和實踐這種生活，工作目標和這種消費方式是連在一起的。雖然時間越長越覺得如此活法太累，但不到拐點，真正能跳出來的還是極少數。

　　龔丹韻：畢竟，人們的思維慣性里，還是把財富和幸福感連在一起。

　　于海：擁有財富，就擁有幸福，是相對性的命題。對快餓死的人來說，吃飽就是幸福。但是對已經很飽的人來說，能增加幸福感嗎？古希臘人認為，節制是很重要的道德，人類的種種麻煩，主要就是由貪欲和不節制造成的。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節制消費，就是美德的開始。

　　“百元周”可能只是經濟理性下的小措施，無關倫理道德，也并非天經地義。但在金融危機面前，我希望它至少成為進一步反思消費倫理的契機。是否重新考慮我們的生存方式和消費模式？減輕消費負擔后，是否能花更多時間從事運動、閱讀、公益等各種精神活動？簡樸生活中，有沒有一種東方的智慧？怎樣一邊繼續享用技術和文明帶來的便利，一邊又過上簡單愉悅的生活？一個人的消費方式，不只是個人生活問題，更是世代永續發展的承擔和責任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