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今年以來的宏觀經濟運行總體平穩，但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昨日在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9次會議上作報告時強調，當前經濟增長依然偏快，潛在風險不容忽視，結構調整仍然滯后。他表示，要加大財政政策對結構調整的支持力度。
對此專家認為，盡管作為宏觀調控組合拳之一，貨幣政策今年以來以“六次提高準備金率和四次加息”而備受市場關注，但在到來的結構化調整時代，財政政策未來將會發揮更大作用，從而成為促進經濟轉型的重要甚至是首選推力，而以“規則、標準、法律”為核心的節能減排政策，也將成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抓手。
中國建設銀行研究部高級經理趙慶明分析說，“三過”問題的主體是投資過熱和順差過大，其根本又在于中國實體經濟的回報率較高所致。而細究高回報率，來自銀行的資金成本較低只是眾多原因之一。更多的因素在于在中國投資的企業，他們的土地成本、環保成本、勞動力成本、資源成本都比較低。在這種情況下，“單靠提高利率顯然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趙慶明說。
他表示，要從根本上抑制投資過快和出口過快，就要著眼于稅收等財政政策和提高市場準入門檻，加強執法力度等行政法律手段，以此來提高企業的成本，并促進整個經濟結構的調整。
天相投顧首席金融分析師石磊此前也對記者表示，央行今年以來頻繁加息雖然吸引了市場的很多注意力，但這并不會改變宏觀調控“結構化”調整的主基調。而要致力于精確制導，就顯然已不是貨幣政策這類總量型政策所能做到的了。
他預測，政府后續調控會以結構性政策為主，總量政策為輔；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考慮到高污染、高耗能行業投資保持持續增長，加大了政府對其調控的壓力，不排除政府采用信貸限制、資源稅等手段進行調控；另外，在調整對外貿易結構方面，政府可能采取進一步降低出口退稅率方式，同時適度加快人民幣升值速度，調整進出口結構等。
趙慶明分析說，許多問題正糾纏在一起。“兩高”行業既是給環保帶來很大壓力的行業，同時也是很多地區投資的重點領域。因此，在抑制這方面的投資僅靠貨幣政策并不能解決問題。相反，如果通過實行嚴格的市場準入標準等行政法律手段，并通過輔以綠色信貸等政策，則可能對這些行業的投資得到有效抑制。
他表示，由于僅需支付較小的污染成本，同時亦可廉價地得到所需能源等生產要素，這些行業往往能夠得到很高的回報率，同時，這些領域亦是大量產生出口的部門，從而導致比較高的順差。通過提高市場準入門檻和加大環保的成本，可以同時起到抑制投資和出口的效果。(記者：丁燕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