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普通人來說，中國經濟過熱的一個最直觀的印象就是日常消費品物價上漲，肉價、食用油、方便面，都處于大約10%以上的上漲過程中。這是對于民生的直接考驗。為抵御物價上漲的壓力，從鐘點工、保潔工、送水工、護工到民工紛紛以各種方式提出加薪要求。即使用比較溫和的說法，也可以說中國經濟處于物價上漲周期之中。
中國經濟上演的“高增長低通脹”奇跡出現(xiàn)了一絲混亂跡象，從今年上半年開始的物價走高已經很難用CPI數(shù)據(jù)加以遮掩，據(jù)報道，消費者信心大幅回落。上海八成市民認為物價水平偏高，二季度上海消費者信心指數(shù)高位回落，為109.3點，比上季回落3.4點。
而在CPI上漲過程中，低收入階層受的損失最大。
原因之一，我國CPI指數(shù)中1／3以上都是食品類消費價格，在低收入階層中這一部分支出所占的比重較大，屬于剛性需求，因此，基于生活必需品價格的大幅上漲，換來的必定是低收入階層生活狀況的惡化。為此，溫家寶總理25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促進生豬生產發(fā)展和穩(wěn)定市場供應工作。在六項措施中的一條是，“采取適當提高低保標準、發(fā)放臨時補貼等措施，確保低收入居民生活水平不降低”。
原因之二，我國的城鎮(zhèn)職工收入水準上升并不均衡。從數(shù)據(jù)上來看，城鎮(zhèn)居民的財產收入與薪資一直處于上升的過程中，且升幅超過物價上漲幅度，6月份CPI雖然達到30多個月來的最高水準4.4%，但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的數(shù)據(jù)稱，上半年，中國城鎮(zhèn)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10990元，比2006年同期增長18.5%。這同樣表現(xiàn)在各省的財產收入情況中，如廣州上半年GDP增14%，而人均財產收入增長了1倍多。以這樣的薪酬上升幅度應付物價上漲應該說并不困難。
但關鍵時刻分配不公頑疾再次發(fā)作。薪酬上漲有梯度效應，國有企業(yè)、集體企業(yè)與民企職工工資依次而下，受政策性增資拉動，城市居民人均工薪收入增長10.9%，受益的多是公務員與國企員工；而受“牛市”財富效應影響，股息、紅利收入大幅增加，人均財產性收入增長1倍多，受益者更為偏頗，除了得是投資者之外，還必須是炒股炒房“獨具慧眼”擁有大資金獲得厚利的投資者，因此，在投資收益分布極端不均衡的情況下，以一個算術平均值計算某市戶籍人口家庭的財產收入，沒有太多的參考價值，反而會進一步混淆事實真相。
由于物價上漲，已經引發(fā)新一輪的加薪反彈。近日深圳舉辦了深港市民喜愛的百強品牌企業(yè)招聘會，招聘會共有100多家企業(yè)參加，不少企業(yè)表示，面對深圳物價上漲，用人單位也隨之調整了員工工資待遇，漲幅在10%-20%，否則不僅招不到員工，而且留不住員工。編輯部近日接到一群深圳打工者聯(lián)名來信，稱六百多元的薪資難以經受物價上漲壓力，基本生活質量堪憂，這也直逼出中國最低收入階層的生存狀況。
從客觀上來說，薪酬與再分配會進一步影響物價，物價上漲與收入分配之間有互相震蕩加強的作用。1985年和1988年的兩次嚴重的通貨膨脹與政府的再分配政策的承諾有關，其中1985年的通貨膨脹是由消費膨脹引起，而消費膨脹是國有部門的工資增長失控引起，是局部收入失衡引發(fā)的全局性上漲，這一幕現(xiàn)在重新上演。另一方面，由于匯率升值壓力，土地、房地產等資產價格難以抑制地大幅度上升，由投資而來的收入加劇了中國收入的不均衡狀態(tài)，使得經濟一時難以降溫，而物價上漲的壓力則由所有人共同承擔。
在目前中國的經濟現(xiàn)狀下，要打破物價上升的預期是比較困難的，政府能夠做到的就是：第一，使工資上升正確地反映出市場效率，成為正面激勵機制，而不是特權階層的紅利；第二，使中低收入階層的薪酬水準的增加幅度可以抵御物價上漲的壓力，通過社會保障、最低工資制度等保證中低收入階層具有一定的抗壓能力；第三，政府正確評估物價以及居民收入增長，避免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偏頗，正視潛在的通貨膨脹，從而采取與現(xiàn)實契合的經濟政策。
社會中大部分人的收入水平打贏物價增長水平，才能保證社會與經濟基礎的穩(wěn)定，也從側面反映出這是一個能讓大多數(shù)人共享經濟發(fā)展紅利、具有民意基礎的經濟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