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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排放”升降魔法

　　在熊焰看來，奧巴馬政府的一些核心人物，包括前副總統戈爾在內，一直是國際上節能減排領域的領軍人物。今天，奧巴馬的團隊已經把賬算清楚了，就是希望用“能源新政”這服藥，來拯救金融危機病痛中的美國。

　　環球財經研究院院長宋鴻兵卻從貨幣博弈角度看待碳排放問題。在他看來，把二氧化碳排放配額作為可交易的金融產品，使得這種“排放權”與一切債券、股票一樣自由掛牌和轉讓，并可以在銀行抵押貸款，最終成為中央銀行基礎貨幣的構成部分，“這本身就是世界統治精英的一個戰略設計”。

　　他認為，作為世界貨幣的游戲規則制定者，歐美日發動國家勢必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貨幣元素，他們擁有高科技方面的強大優勢，其社會經濟結構早已從工業化社會轉型為信息和服務型社會，大批傳統工業已經或正在加速轉移到新興發展中國家，二氧化碳排放處于下降通道，而中國等國家處于無可避免的“碳排放上升通道”，就是這一降一升之間，通過金融市場的魔法轉換，誰輸誰贏，即刻有了分曉。

　　熊焰表示，如果有人現在認為美國身陷金融危機中，中國相對輕松，而沒意識到美國已經啟動新的“碳經濟革命”的話，恐怕我們從起點上就已落后了。

　　他強調，溫室氣體的減排事關中國的發展權，在此問題上要“看歷史排放，看人均排放，看轉移排放，但同時也要看國際大的趨勢，國際責任和國際政策標準。“節能減排要靠技術進步，要靠自主創新，也要看經濟機制，要靠市場的力量。”

　　白益民則對一些政府有關部門和本土企業缺乏戰略眼光深感不安。在日本，企業和政府在環保戰略上，是“宏觀與微觀統一”、“遠期規劃與市場競爭統一”，他們的財團體系高效而靈活，就像集團軍與先鋒隊一樣配合緊密，進行交叉立體作戰，而中國人似乎只會“陪著人家玩兒”。

　　江涌對記者說，中國人下圍棋從來都是通觀全局，而不能困于局部，“只看樹木，不見森林”。他強調，金融危機下的世界經濟博弈要懂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中國“低碳經濟”的瓶頸

　　在發展綠色經濟的高漲熱情帶動下，國內也存在一哄而上和重復建設的“無序”現象。各地快速興建的“新能源基地”，有些存在過度投資問題。

　　據記者了解，我國風電開放1200多萬千瓦的裝機容量，其中僅有800多萬千瓦實現了正常發電，1／3處于閑置狀態。由于并網困難，有一些已建成的風電廠處于虧損或微利狀態，長期看很容易出現投資收益低下、風電資源被浪費的局面。

　　同樣，在新型煤化工、生物能、太陽能等新能源和清潔能源開發領域，某些企業和地方政府也很容易在投資和引資沖動下急于“上項目”，而忽視可持續發展。

　　據業內人士透露，在國內企業扎堆兒的多晶硅行業，產能8萬噸，占全球的一半，但多數缺乏核心技術，成本居高不下，未來發展很成問題。

　　據《瞭望》周刊調查，自中央公布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后，各地投資熱情高漲，但一些“兩高一資”項目又醞釀重新上馬；一些被環評否決的項目又改頭換面通過“綠色通道”審批；甚至還有不少項目仍在試圖先把“生米煮成熟飯”。

　　白益民對記者稱，中國工業化經歷過“以市場換技術”的教訓，很多時候市場換出去了，技術沒換來，最后不得已走上自主創新之路。這一輪，環保、新能源經濟大潮臨近，又有人忽悠著中國“以碳排放換技術”，結果會如何？

　　有業內人士反映，由于缺乏核心技術的前期積累，綠色產業在我國剛起步，就遭遇“高額利潤誘惑-瘋狂投資-產能過剩-最終泡沫破滅”的循環。相對于歐、美、日等國家，早已經過十幾年、幾十年的產業布局和技術積淀，一些中國人的“熱情”多少顯得有些幼稚。

　　中國風能協會副理事長馬學祿曾向媒體透露，我國可再生能源教育、研發機構嚴重缺乏，風電生產設備基本模仿歐洲，但“往往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從現實情況看，中國與歐洲的自然環境差異性很大，主要表現中國溫差大、風況較劇烈、風沙大等方面。沒有在詳細研究基礎上進行技術開發，就不會有自主權，這有可能使中國風電行業受到致命打擊。

　　許多專家都建議，發展“綠色產業”，必須由國家集中力量，統一制定技術攻關計劃，支持培育重大自主創新的技術和應用。

　　“中國本來就居于弱勢，更要‘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一位風能產業資深人士對記者說，“如果只是跟在別人屁股后面跑，戰斗還沒打響，可能就敗局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