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軾：
1929年生，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主要著作有：《擇優分配原理》、《生活中的經濟學》、《中國人的道德前景》、《誰妨礙了我們致富》、《尋求社會致富之道》等。
將近80高齡的茅于軾除了聽力不佳外，思維清晰，表達簡潔。他表示：要使中國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更快更好，就要社會穩定，穩定就要緩和貧富分化的矛盾，就要把“為富人說話和替窮人辦事”這兩件事結合起來，構建和諧社會。茅于軾說：“為少數富人說話，是為了大多數的窮人，讓他們最終變富。”
說說我自己
再過一年我就80歲了。我的家庭對我影響很大，父親和兩個伯父都是留美和留日學生，家里很自由，從小學到大學，父母從來不管我，與我的成長有很大關系，我是一個很信奉自由的人。
在歷次運動中，我不斷地挨整，但沒有把我整服，我的思考是十分獨立的。
在經濟學社會學方面，我不是科班出身，基礎知識很不夠，重要的書都沒有讀過，中國的文史我只念過《論語》和《古文觀止》，外國大學者的著作我也沒有多看，但我的自然科學非常好，數學力學都不錯，我的經濟學就是建立在數理基礎上的。
為什么我在這個領域有成就呢？是因為我敢想，獨立思考。我寫的文章很少引用別人的材料，都是自己想出來的。
我很講邏輯，理性。比如做小額貸款，我就敢于吸收存款，不合法啊，但我不怕，認為它利人利自己就行。改革就是要打破不合理的規矩，我們的憲法都改了很多回，還有哪條東西不能改啊。人家為我擔心，說你吸收存款，要坐牢的，我就不信，是我坐牢還是你改法律？
我對自己的理論有很強的信念，所以我的研究往往是別人沒有想到的事。
經濟學讓我樹立了強烈的平等精神。在生活中，我和太太是平等的，從來不干涉她的自由。給你愛的人以自由，也給你不愛的人自由。
很多人說我老糊涂了，也的確，忘憶力差了。
但我內心很清晰，有自知之明，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自由與獨立。
我不炒股，也不太懂，所以不談了。我可以說的是，不要把股市當作賭場，賭場是創造不了財富的。
為富人說話替窮人辦事
記者(以下簡稱“記”)：你怎樣評價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呢
茅于軾(以下簡稱“茅”)：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把中國叫醒了，需要現代化了。但其后一直沒有什么進展，一直到最近的30年才有巨大的進展。但中國要真正進入現代化社會，要再有一個穩定和諧的二三十年才行。
記：現在社會主要矛盾是什么呢？
茅：有一種分類方法就富人與窮人，貧富分化是主要矛盾。所以從這個角度，我提出了替富人說話，替窮人辦事。為的是緩和矛盾和社會和諧。
記：這兩者哪個重要？
茅：一定要這兩件事同等看待，光為富人是不夠的，為窮人辦事更重要。
記：為什么要替富人說話呢？
茅：現在大多數富人，是富得有道理的，他們的財富不是剝削得來的，是他們創造的成果。
記：這些道理應該很多人都懂。
茅：不一定，我們過去的教育有很多的誤解。過去我們認為有錢人就是剝削者，只有勞動才能創造價值，你不勞動哪來這么多錢啊，我們要徹底清算這種剝削理論。要讓大家明白富人的財富不是剝削得來的了，是他憑本事創造的。
記：但現在民眾中有不少認為富人“為富不仁”的觀點。
茅：我這里所說的富人不包括貪污盜竊、以權謀私、追求不義之財的那些人，而是指誠實致富，特別是興辦企業致富的企業家和創業者。我愿意為這樣的富人說話，那些是寄生蟲甚至害蟲不在此列。
記：但也有批評你替富人說話的觀點，比如拿房地產商暴利為例，你怎么看？
茅：富人也不一定都是房地產商，當然房地產商都是富的。房地產有它的特殊性，玩的是土地與資本，這兩樣都不是市場配置的。暴利是與它不充分競爭有關系，因為與權力相結合。可是這件事不能僅僅怨開發商。
記：十七大是怎樣為富人提供創造更多財富的土壤的？
茅：鼓勵財產性的收入，靠錢賺錢啊。賺錢是兩條路，一條是用勞動，一條是通過資本。現在要強調是資本創造財富，有人買房出租收租金，錢存在銀行吃利息，這些也是資本收入。
記：鼓勵財產性收入的意義在哪里呢？
茅：現在大家都說貧富差別大，但這次十七大又重申了鼓勵財產性收入，我的理解是，財產性收入并不因貧富分化而限制，財產性收入窮人是沒有的，錢越多財產性收入越多，這說明共產黨要堅持改革，堅持市場性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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