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悉，2002年，中國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為12422元，到2006年達到21001元。扣除價格上漲因素，年均遞增12%，比同期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均遞增9.2%高2.8個百分點，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職工實際工資收入水平增長最快的時期。(中國新聞網消息7月2日)
政府在民生問題上的姿態和努力這些年是有目共睹的，對農民工工資的關注、對漲利潤不漲工資困境的破解，的確取得了不小的進步。但是，這個“平均工資漲幅”如同“人均住房擁有量”一樣，似乎并不能說服大多數真實地拿著普通薪資的勞動大眾。邏輯數據和民眾感受之間的隔膜，隱含著一個最值得質疑的問題：究竟是哪部分人的工資領漲“大盤”？如果是普通勞動者，則表明一定時期職工工資水平主要指標的數值具有普適性；反之，若是部分壟斷集團職工、既得利益者支撐起了這個利好數據，反而容易遮蔽當下中國職工工資問題的真相。
今年3月，全球最大的工資信息調查研究機構HayGroup發表研究報告稱：2007年，中國工資上漲幅度將位列全球第一，實際工資增長幅度將超過美國(2007年美國人工資收入預測為1.4%，而中國的漲幅將超過8%)。這則消息并沒有讓我們盲目樂觀：起碼，拿絕對工資額相當低的中國工資與美國工資比“漲幅”，多少有點掩耳盜鈴的意思，我們還不至于被外國人的這個數據忽悠得失去理性。
我深信眼下這個“年均遞增12%”的數據是真實和審慎的，但不能規避這樣幾個事實語境：一是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全面工資改革后，大部分職工的工資有所增加，但仍然有“一部分職工”的工資增長緩慢，或者相對停留在當時的水平。二是中國社科院研究收入分配的專家顧嚴指出，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了警戒線，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形勢嚴峻。三是僅今年5月份，居民消費價格(CPI)總水平同比上漲3.4%，CPI增幅由此連續3個月觸及或突破3%的加息“警戒線”。四是在2006年，國家發改委宏觀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宏觀室主任王小廣給出了這樣的判斷：房價漲幅被嚴重低估了一到兩倍。由此可以判斷，工資的上漲，并不完全代表生活水平的提升。
社會財富如同一個面包，如果一個人吃了大半個、一群人分得小半個，然后來談“人均”，就沒多大意義了。北京市統計局在解讀2006年全市人均工資的時候，便佐證了這一點：證券業、銀行業、法律服務、水上運輸、航空運輸、管道運輸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職工年平均工資超過10萬元。
除了一些行業的平均工資遠高于其他行業之外，同一行業內的工資差異也是十分巨大的。比如，同是銀行業，行長和高管的工資，高過普通職工數十倍。行長的百萬年薪與基層支行員工的幾萬年薪，如何比？再比如，國企老總的薪金，要遠遠高于普通員工，“平均工資”卻將兩者的差距大大縮小。
要讓“平均工資漲幅”真正兌現為落地的民生福祉，起碼需要加上這樣幾個前提：根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擴中、提低、限高”的要求，大力提高低收入職工的工資水平、提高普通職工的工資水平；加大勞動執法力度，落實《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切實保障普通職工在工資博弈上的相關權益；對敏感高薪要“祛魅祛黑”，加大對壟斷工資的規范力度，清理基于機會不均等下的潛規則收入；有效控制物價漲幅，對嚴重影響工資漲幅利好的住房、醫療、教育等領域，做好基礎的保障工作。
前世界銀行行長劉易斯·普雷斯頓認為：“單就發展理論本身而言，其實并無多大價值，除非將它們應用于實際，除非它收到了成果，除非它改善了人們的生活。”有人說，很多事情，在中國就怕“平均”二字，一平均，有問題和沒問題瞬間就可能華麗轉身了。這話固然未必可信，但我們在欣慰于中國經濟社會的巨大進步時，也該對所有民生數據保持一種善意的、建設性的警醒。(鄧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