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亂世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
“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史，魯迅和周作人是怎么也繞不過的存在。‘五四’以后，許多顯赫一時的文人一個個如花般地凋謝了，唯其兄弟二人，卻一直矗立在20世紀文化的中心點上，成為現代文化史上的一對異端。”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郁如是描述。
“五四時期是周作人思想的重要分野階段，在此之前，他斗志昂揚，此后，悲觀主義，消極主義則占據了他幾乎全部精神。在他看來，抗爭失去任何意義。在他看來，世界總是在輪回，昨日如斯，今日如斯，明日也如斯，太陽底下無新事。”孫郁說。曾經周作人在倡導《人的文學》時的慷慨激昂，逐漸褪去，他一下子成了“老人”，醉心于玩古董、沉湎于抄古書的愉悅中。年代久遠的歷史演變成了他的精神鴉片。孫郁認為，20世紀30年代，“五四”時的充滿戰斗氣質的周作人已徹底消失了。
但是，周作人的心里還是對社會心存依戀。他把社會所有的感受，寫進對歷史的理解，以平和的心同歷史糾纏，總能用舉重若輕的方式來解決復雜的問題，無論多復雜的東西，他都能以放松的心態處理，在那個水深火熱的時代，他可以說是隔岸觀火的儒雅君子；而魯迅是把歷史的感受，寫到雜文里，是血海爭搏的歷練斗士。
孫郁指出，有很多喜歡周作人的學者曾做了很多研究，希望從史實中找到證據證明周作人并非自愿當漢奸，但是史實表明，這是他自愿的選擇。在周作人看來，作為一個百姓，不管在誰的統治下，都要吃飯，不要用國家概念來定位人，這種超越種族，超越國家的思想，讓他看淡國家利益，也正是這種無國家主義和文人的懦弱性讓他最終拒絕了革命人士的召喚，選擇留在北京茍且偷安，擔任偽職。
“對于學術研究而言，人們最大目的是想通過對周作人思想的研究來尋回一些我們早已丟棄卻又不該丟棄的東西，通過對周作人悲劇命運的研究來反思中國的現代史與知識分子的歷程。”孫郁說。
周作人與魯迅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愛
從跟隨魯迅成長，到與魯迅突然決裂，再到晚年寫魯迅回憶錄……周作人與魯迅的關系，經歷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循環歷程
“事實是，魯迅也好，周作人也好，均是常態中國人生中的叛逆，不過一個趨于掙扎、搏擊，而另一個空手道般的隱于苦難的大澤，其形態雖不同，根底大致拴在一個基點上。”孫郁說，魯迅與周作人兩個人在精神特質上都屬于那個時代主流之外的異類，盡管兩人曾一度分離并斗爭激烈，但縱觀一生，兩人不論在思想還是情感上，都經歷著一個由重合到分離，再到重合的循環過程。
正是這種特殊的關系，讓原本復雜的兩個人物經過糾纏變得更加復雜。早期他們都重視日本藝術，并時常將這些轉換到思想里，想讓國人得到一些啟示，不過兩人這時出現了一種差異，魯迅吸收了日本作家的表現手法，用自己的創作呼應著文學的寫實精神和個性精神，周作人則從學術的層面闡發獨異的藝術思想對中國的意義。前者乃外面世界里的耕耘，后者是象牙塔里的沉思。“他們在一些地方做著相同的工作，如果從歷史的眼光看，構成了新文化的合力，沒有任何一方，都是不行的。”孫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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