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幸的是，終于，操作的技術手段解決了，中國國情也適合了，財產自行申報制度開始實施了。但是，這次是請公民打頭陣的。
法學家喬新生撰文道：“有些民眾不愿意把自己的財產通過申報方式，公布給有些財產來源不明的公務員，也不愿意在教育、醫療、住房等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情況下，主動履行納稅義務。”
其六，為何人大審議政府預算效果一般
納稅人把錢交上去了，當然關心錢是怎么花的，拿預算來！
蔡定劍是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服務了10多年，但幾乎沒有看到過國家預算。2005年，蔡在新加坡國會調研，提出想看看國會預算，國會圖書館館長送給蔡兩本新加坡當年的國會預算。不留神，蔡定劍在國外享受了超國民待遇。
但蔡定劍在3月12日《新京報》上的文章標題不好，《能否向公眾公開政府預算》。這個問題需要討論嗎？況且，每年人大政協兩會不是總在討論政府預算嗎？
蔡定劍說，每次兩會上雖然都有聽取審議國家預算的程序，但審議的是預算報告，不是具體預算。
也有報道引述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的話說，目前中國預算編制比較粗糙，審查時間太短，人大代表不專業，難以提出有針對性的意見和建議。以本屆兩會為例，安排審議財政預算的時間只有3月6日下午和3月7日全天。在如此短的時間里，讓2000多名人大代表對關乎整個國計民生的財政預算進行詳細的審議是非常困難的。而外國的議會60%的時間是用在審議各種預算上的。
其七，為何行政開支芝麻開花節節高
實際上，知曉和掌握稅收用途，是納稅人的第一權利。稅收用途最遭人白眼的是行政管理費用的增長。
中國行政管理費用1950年在13.13億元，1960年31.39億元，1970年32.00億元， 1985 年171.06 億元，1990 年414.56 億元， 2000年2768.22億元，2004年5521.98億元。改革開放25年間增長了104倍。
行政管理費用在財政總支出所占比重也在逐年上升。1978年僅為4.71%，1985年為8.53%,1990 年為13.44%,2000 年為 17.42%，2003年為19.03%。
與其他國家在統計口徑上或許有出入，權且一比：日本一般公務支出占中央財政支出為2.3%(1993年)，德國2.7%(1998年)，埃及3.06%(1997年)，英國4.19%(1999年)，韓國5.06%(1997年)，泰國5.2%(2000年)，印度6.3%(2000年)，加拿大7.1%(2000年)，俄羅斯7.6%(2000年)，美國9.9%(2000年)，意大利 23.09%(1999年)。
行政管理費用如此生猛增長，一個很大的原因是養的人太多，各級財政又養了哪些人？誰說得清？比如劉翔，政府財政肯定掏了錢。比如另一個上海人姚明，美國政府就不會掏錢。
財政不僅養的人多，2000年《中國統計年鑒》顯示，1999年官員公費出國消耗的財政費用大約3000億元，此后公費出國之風有增無減。內地公車消費和公款吃喝1年超過6000億元，相當于2006年國防開支的2倍……
所以，有些大學畢業生拼著命也要考公務員，有些崗位競爭和錄取比例達到 200：1。
所以，2006年4月3日，當湖南常寧市蔭田鎮爺塘村村委會主任蔣石林，狀告常寧市財政局超預算購買豪華車，聞者無不歡欣鼓舞。只是不知此事結果如何。
2006年11月1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傳出消息：國家要規范黨政機關公務接待，要將接待費用納入財政預算管理，公開透明，接受監督。對此，聞者亦歡欣鼓舞。但大家馬上就記起此前國家也有規定，“四菜一湯”，后來被下面改成了“四盆一缸”。
財政部部長金人慶曾說：“我最不想埋單的是增長最快的行政費用。”最不想，增長偏偏最快，鐵算盤也無奈。
其八，為何稅外還要收費
稅外收費，不知世界上有幾個國家祭此高招兒？
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曾估算，中國各級政府部門年收費總收入約為8000億元。這個說法遭到許多人的質疑。但《2005年中國經濟普查年鑒》公布后，大家不說話了。《年鑒》顯示：2004年內地工商、質檢、城管、消防、交通等政府部門年收費為9367.67億元，加上法院和檢察院所收356億元，共達9723.67億元。
在現行財政體制中，除預算內撥款外，還有自籌資金制度，比如政府要建一個大樓，財政只給1000萬元，缺口自己去補；或要成立一個機構，財政不給錢，自己去搞。
這些只給政策不給錢的“獨立團”大多具有執法權力，于是權力商業化了，為了錢把權力用到極致。
燃油稅遲遲不能替代養路費，27萬公路收費員的安置是難題之一，有的收費員月薪達8000元，全世界有收費公路14萬公里，而中國內地就有10萬公里。
不要以為公眾不在乎這些許收費。4月1日，訴訟費降低，許多法院立案量猛增，南京法院共立案700多件，是平日的兩倍。
其九，何時才能看到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前面已經聒噪了8個為什么，但還有一個樸素然而更為宏大的為什么，就是，政府為什么要收稅？稅收是越多越好嗎？
兩個事實值得注意：近年中國銀行儲蓄中，政府和企業存款的比例在不斷提高，而居民個人儲蓄比例在持續下降，目前只占儲蓄總額的30%多。此其一。從1997年到2004年，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了204.7%，而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只增長了82.6%，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長了40.5%。此其二。
過高的稅負不僅使民眾生活不容易，還會削弱他們的創富熱情。近年由沿海發起來并蔓延到全國大城市的投資移民中介機構一路高歌猛進地壯大，電梯里都有他們的廣告。這個行業的主要職能就是把中國最富裕的階層連人帶家搬出去。富人為什么要搬走？
12萬元申報制度不是針對富人的，它網住的是范圍更廣的中等收入人群。而富人的生長大多要經過中等收入過程，中等收入人群是富人的預科。
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認為：中等收入人群是中國經濟和社會未來穩定和發展的主要力量，盡快培育一個比重不斷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是民族復興的關鍵所在。
什么樣的計劃對于一個國家才是最重要的？
1953年日本的GDP已經達到了二戰前的水平，但社會并未就此穩定，產品積壓，失業增加，勞資關系緊張。1960年，池田勇人內閣宣布啟動為期10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采取最低工資制、社會保障計劃、增加農業者收入、推動中小企業發展、削減個人收入調節稅和企業稅等一系列措施。結果，只用了7年就使日本國民的收入翻了一番，到1973年甚至增加了2倍。此后，日本國民的生活水平、思維方式以及社會形象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像換了個國家一樣”。
中國各個部門都已完成了“十一五”規劃，稅務部門也一定有自己的打算，比如到2010年收繳稅收若干。但是不是也該有個部門來制定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呢？(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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