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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3月，理財周報以《五糧液內幕：7500萬元秘密流入亞洲證券利益機密》獨家報道了五糧液委托理財的相關內幕。由此逐漸揭開了五糧液多重歷史問題，并引起國內各方力量對五糧液全面持續的關注。

　　目前，事件核心人物向曉衛一審獲刑14年，二審發回重審；另一位重要人物———原亞洲證券成都營業部總經理龐玲的被控合同詐騙案，2009年8月26日，于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第五法庭對龐玲開庭審理。

　　10月4日，理財周報赴成都深入調查該案內情，并獨家從相關渠道獲得多份證人證據，而這些證據指向的，乃是五糧液失陷亞洲證券“龐玲案”中蹊蹺的三大疑團。

　　“震驚四川司法界”的龐玲案

　　2009年7月7日，由成都市檢察院出具的《起訴書》

　　控訴如下：“亞洲證券公司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明知公司已巨額虧損的情況下，隱瞞事實真相，通過簽訂委托理財協議騙取客戶保證金5500萬元，被告人龐玲作為單位的直接責任人員參與，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三十一條、第二百二十四條之規定，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以合同詐騙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此控訴將五糧液違規委托理財案的波瀾，推到極致。

　　多位律師在成都向理財周報表示，龐玲案已激起川內法律界激烈爭議。一位資深律師說，“此案關系到法律的基本原則和信心。”

　　法學權威龍宗智先生出面擔當龐辯護人之一。龍宗智為西南政法大學原校長，現任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學研究所所長。為中央聯系的“國家級專家”。龍宗智對此案有措辭嚴重的定義：“嚴重的司法不公。”

　　此案曾在檢察系統亦激起強大爭議。據一位與此案密切相關的知情者透露，“當初，成都市人民檢察院不少人并不認可成都市公安局的起訴意見書，并不同意對龐玲案予以立案。”

　　作為案情的重中之重，本案追訴被廣泛指為“悖于常理”；案情及相關證人證言充滿蹊蹺叢生。

　　亞洲證券是否非法占有？

　　亞洲證券破產清算前，數千項委托理財業務中，唯與五糧液掛鉤的此筆業務作為詐騙被起訴。

　　龐玲合同欺詐罪的邏輯基礎，是亞洲證券合同欺詐罪。即“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明知公司已巨額虧損的情況下，隱瞞事實真相，通過簽訂委托理財協議騙取客戶保證金5500萬元。”

　　首先，亞洲證券是否有在經營活動中有向客戶告知“巨額虧損”的“事實真相”的義務？法律人士稱，這不符合常理和合同法。

　　其次，亞洲證券是否非法占有該筆資金呢？起訴書指控，亞洲證券收到資金后，購買國債3000萬和劃入亞洲證券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備付金賬戶1000萬元，但即便如此，在2004年5月智溢公司將7500萬資金存入亞洲證券成都營業部后，直至2005年該賬戶被凍結期間，智溢公司都保持的賬戶賬面金額足額的所有權，亞洲證券并未“非法占有”。即便是簽訂委托理財協議，該筆資金的所屬仍然未改變。

　　實際上的問題是，5500萬元被中國證監會認定為委托理財資金而作為破產資金處理而不能收回。法律界人士指出，倘若這個等同于非法占有，則必然要產生兩個奇怪的推論：要么，亞洲證券高層從2004年即明確亞洲證券會破產，并著手為填補國有資產虧損而詐騙五糧液資金；要么，確認清算組和證監委是詐騙罪的同謀和共犯。

　　龐玲是否編造“豐原可轉債二期”進行詐騙？

　　編造豐原可轉債二期，是檢方指控龐玲犯罪的中樞要件。該項指控，主要來自于向曉衛。向于2007年9月接受證監會調查組詢問時，曾言及“2004年3月見到尹啟勝時，龐告知亞洲要承銷豐原可轉債。”

　　龐在為他案做證人時，的確說過此種言論，但以犯罪嫌疑人身份第一次接受訊問起即否定了原來的說法，轉而供述，豐原可轉債是亞洲證券關閉后，為幫助智溢公司收回資金，向曉衛編造的謊言，其也是應向曉衛要求。

　　兩種說法到底何種屬實？圍繞“豐原可轉債”論多位證人證物證言，矛盾叢叢。

　　首先是向曉衛的自相矛盾。其一，在一份署名向曉衛在2004年5月19日向亞洲證券成都營業部出具的《承諾書》中稱，“針對本人辦理的程度智溢塑膠制品5500萬元資產管理業務，特承諾該筆資金與2005年5月19日前不予支取。如遇特殊情況需要提前支取沒本人將退還已收到的收益275萬元后，方能辦理支取手續。”這與購買豐原可轉債無關。

　　其二，向曉衛在2008年3月的另一份調查詢問材料中說，尹啟勝原不愿意簽書面協議，而最終又簽了的原因是“因為龐玲告訴我如果不簽該協議就不能購買豐原可轉債。”但與此矛盾的是，在2004年5月19日簽訂《資產管理協議》和《資產管理協議之補充協議》的同日，向曉衛就已出具了資金一年不動用的《承諾書》。若明確了資金是一年不動，龐玲何以再行用簽訂《資產管理協議》和《資產管理協議之補充協議》讓客戶購買豐原可轉債，購買可轉債是一般的經紀業務，不需要簽訂此類協議。

　　其三，據知情人士透露，在公安機關對向曉衛的測謊檢驗中，此言論并未通過。

　　而其他關聯證人的證言亦與此論多有抵牾。最重要證人為智溢公司的授權代表、五糧液投資公司總經理尹啟勝。

　　尹在2007年9月15日對中國證監會清算所作的《談話筆錄》中稱：“主要是想做二級市場交易，亞洲提出可轉債的事，才到亞洲開戶。”但在2008年6月12日《詢問筆錄》中尹啟勝則稱“那7500萬元的資金主要是用于購買股票”。此外，智溢公司財務經理吳波2008年6月10日的《詢問筆錄》也證明了這一事實。可見，購買豐原可轉債是否成為智溢公司將該筆資金轉入的前提，尹的言論前后亦不完全一致。

　　且根據尹啟勝的說法，其就豐原轉債問題請示智溢公司謝軍，并得到首肯后經辦了資金轉移。而在2007年9月239日，公安機關的一份《詢問筆錄》中，謝軍陳述資金從成都證券轉到亞洲證券的原因是：“因為成都證券服務不好，我們才決定到亞洲證券的。”

　　在此處，謝軍言論不但與尹啟勝相左，也不支持向曉衛購買豐原可轉債論。

　　尹啟勝的說法，亦未能得到五糧液投資公司董事長馮光興的支持。在接受成都公安機關調查時，馮稱，2004年3月至5月，向曉衛并未到過其辦公室，亦并未向他提供可以購買可轉債的協議書。

　　根據向曉衛的這一說法，即使向曉衛關于他向尹啟勝推薦豐原轉債的說法成立，也證明五糧液投資公司的董事長馮光興是不同意買可轉債的，資金進入亞洲證券的原因不是因為購買豐原可轉債。

　　“無頭”追訴？

　　起訴對象的錯失，是龐玲案最令人不解的地方。

　　本案起訴書指控事實確認的，以及起訴理由明確表述的，是法人犯罪，亞洲證券主要負責人及分管領導，既知情，又是涉案業務的決策者與組織實施者。但令人不解的是，即便亞洲證券破產后，無法成為訴訟對象，本案亦并未起訴亞洲證券總裁朱洪，也未起訴其他負責高管，而起訴作為具體業務經辦人員的龐玲。

　　成都警檢機關此一有悖常理、法理的追訴，在法律界引起巨大爭議。(江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