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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聽了幾場博士學位論文開題報告(亦即可行性論證會)，有一些驚訝的發現。不少專家在提意見時，會很善意地提醒說，“你這個提法不太好”，或者“這種題材不要碰”。他們甚至當眾說，做論文總得講“政治正確”。這種論調讓我不太理解。

　　比如，一位同學準備寫拉美國家媒體在民主化進程中的作用。為什么研究這個題目呢？他說在給學生上外國新聞史時發現資料奇缺，所以想填補一下空白。聽了這個課題，在座的不少人有疑問，為什么論文中不專門設立一章談談它對中國的啟示？該同學的名師立馬自嘲說，“還是以為教學需要而作這個理由好些。免得政治不正確”。

　　其實，博士論文的寫作，只能算是小范圍內的寫作和傳播行為。成稿后大多是作者本人、導師和學校圖書館各存若干，非專業人士很難一睹真容。即便有一些論文被其他刊物或者傳媒轉載，傳播的范圍也不會太大。但就是這樣的小范圍傳播的學術研究，也依然有“政治不正確”的禁忌。研究者的自我設限和審查意識，實在讓人覺得有些莫名其妙。

　　時下，中國又開始了新一輪解放思想的浪潮。鄧小平曾說過，“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獨立思考，從自己的實際出發來制定政策”。正是在這一精神的指引下，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可在社會科學領域，又有多少人秉承“不自由，毋寧死”的決心在做學問呢？這些年又出了多少“解放思想”后的著作呢？

　　不少所謂的知識分子循著“政治正確”的路徑做學問，成果自然與陳云同志晚年留下的15字箴言：“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差距太遠。追根溯源，“政治正確”本是19世紀美國的一個司法概念，主要是指在司法語言中要“政治正確”，即“吻合司法規定”或“符合法律或憲法”。然而這一司法概念，到了上個世紀80年代，卻逐漸演變成為“與占壓倒性優勢的輿論或習俗相吻合的語言”。而這個概念在中國落地之后，又被賦予了更多內涵。

　　所以在學術界，“學術無禁區，學者有禁忌”之類的潛規則，成為眾多人心目中的思想準繩。于是在他人審查之前，就“自我審查”起來。如此作學術的結果，是一團和氣，只求安全，不求創進了。以至于博士論文的課題選擇，也要以“政治正確”為考量標準了。

　　與之相關的一個問題是，一些譯著甚至中國學者的著外，在出版時常常有“本章有刪節”的字樣。讀者諸君若有興趣，可以翻翻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訪談錄》(三聯書店2006年版)，其間有多少人的訪談內容被聲明“有刪節”。為什么刪節，是出于學術考慮還是別的什么理由，讀者無從知曉。

　　學術無禁區，那么學術要不要政治正確？當專業領域的學術研究，都需要預先設定“政治正確”的標準，還有什么學術自由和創新可言？這種時時出現的“警戒線”，讓矢意以研究為志業的我等后進來說，如頭上懸一把達摩克利斯劍，時常有畫地為牢之感。1980年5月，讀者“潘曉”一封名為《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的來信發表在《中國青年》雜志上，這是一個23歲青年對彷徨人生的傾訴。快30年過去了，我這個青年也大膽說出這一點作學術研究的苦惱，讓大家討論討論，也算是為解放思想提供一盤開胃菜。(張玉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