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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36條”概要

　　鼓勵和引導民資進入法律法規未明確禁止準入的領域

　　鼓勵和引導民資進入石油天然氣等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領域

　　鼓勵和引導民資進入市政公用事業和政策性住房建設領域

　　允許民間資本興辦金融機構，放寬相關持股比例限制

　　鼓勵和引導民資進入國防科技工業領域

　　鼓勵和引導民資重組聯合和參與國有企業改革

　　當市場資金陷入“歐債迷霧”之際，政策吹響了新征途的號角。

　　昨日 (5月13日)，國務院發布《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 “新36條”)。同日，資本市場積極響應，上證指數收漲2.06%。

　　“這一文件來得非常及時，希望民間資本好好琢磨，尋找新的產業機會。”全國政協經濟委副主任、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對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

　　當前，我國正在進行一場深刻的經濟結構調整，其中最深刻的一個環節就是投資結構。或者說，國家要進一步推動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協調發展。

　　繼2005年“36條”后，為什么現在制定“新36條”？業界專家認為，在2010年出臺“新36條”，其戰略意義將滲透整個“十二五”計劃，而非解決一時之急。

　　經濟復蘇民資“接棒”

　　李德水認為，今年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極為復雜，一方面，結構性失衡是困擾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根源；另一方面，政府刺激經濟的“一攬子計劃”遲早要退出，需要民營經濟來接力。

　　梳理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應對措施，不難發現國家關于投資政策的脈絡：先是于2008年11月出臺“4萬億”刺激計劃，隨后啟動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擴大交通、電力、鐵路等基礎設施建設。

　　隨著上述投資兌現，我國經濟率先從全球危機中復蘇。但隨之而來的新問題是，如果今年再從國家層面進行大規模投資，風險將很大，國家財政也難以承受。

　　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顧問、全國工商聯原副主席保育鈞指出，歐債危機的陰影正向全球擴散，其本質是國家財政破產。但這種情況不會在我國發生，因為大型國企在中央政策的支撐下已渡過難關，國資委數據表明，去年以來，央企贏利空間仍很大。

　　在解決了國有經濟后，現在需要利用政策，引導民間投資進入實體經濟。這一路徑如果打通，將為經濟發展注入新的資本血液。“這也意味著，我國經濟在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兩方面，都獲得了新的發展動力。”保育鈞說。

　　民間資本向來“不差錢”，僅浙江一帶長期活躍在市場的民間資本超過1萬億元。在中央政府加大國有投資之際，它們卻處在“出口受阻、國內投資不暢”的內外夾擊中。統計顯示，2009年全國投資增長31%，其中國企投資增長40%~50%，民營投資只增長27%。

　　正因為上述復雜的投資環境，業界一度出現對“國進民退”的抱怨聲。那么，未來如何提高民間資本的增長比例？李德水認為，首先要從政策上予以支持，引導民間資本從產業政策中找到投資突破口。

　　民資并非“弱勢群體”

　　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過程中，我國出現了一個奇怪現象，就是浙江一帶的民間資本“找不到投資出口”。

　　“為了抵抗金融危機的沖擊，國家迅速出臺‘4萬億’刺激政策，政府投資巨大，導致民間資本似乎被邊緣化了。”國資委一位司局負責人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說，由于國家主導的4萬億投資巨大，使民間資本有被弱化的錯覺。這種投資上的不對稱，直接引發了2009年下半年關于“國進民退”的質疑。

　　“從本質上分析，并不是國有資本擠出民間資本，而是‘4萬億’經濟刺激政策實施在前，刺激民間投資的‘新36條’出臺在后。”上述國資委人士解釋。

　　在他看來，國家先動用國有資本抵抗全球危機，隨后引導民間資本拉動經濟復蘇，“這是一種用心良苦之計，現在大局已經明朗。”

　　他認為，在新一輪經濟增長中啟動民間投資，就是最好的最適宜的投資政策。“目前正趕上房地產調控，大量資金閑置，很多資金試圖流向海外。所以，現在必須在國內給民資找到一個出口。”

　　隨著“新36條”逐漸落實執行，在國家政策的保駕護航下，民間資本將不會是業界擔心的“弱勢群體”。

　　“作為國民經濟的兩大核心組成部分，民間資本與國有資本并不沖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惡性競爭，而是互相取長補短。”上述國資委人士說。

　　這也說明，國家鼓勵民間投資政策出臺的現實意義，旨在給民資一個宣泄的出口，使民間資本成為我國經濟新一輪增長的助推器。

　　據《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了解，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是一個系統工程，不單是放開產業管制，也需要創造平等的競爭規則。“新36條”也明文規定：“市場準入標準和優惠扶持政策要公開透明，對各類投資主體同等對待，不得單對民間資本設置附加條件。”

　　隨著政策落實，一系列配套政策將陸續出臺，發改委、工信部、銀監會、證監會等相關部委將進一步出臺配套措施，對民資予以扶持。

　　打破國資“控股慣例”

　　細讀“新36條”可以發現，最有操作性意義的條款在于打破了國有資本的“控股慣例”。

　　“新36條”明確指出，“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通過參股、控股、資產收購等多種形式，參與國有企業的改制重組，合理降低國有控股企業中的國有資本比例。”

　　這也是國務院首次在政策法規方面提出，允許民間資本在改制中控股國有企業，或者較大比例地參股國企改制。

　　“最近幾年，國企改制在股權結構方面控制得非常嚴格，一旦涉及控股權，重組幾乎沒有成功的可能性。”一位產業投資基金總經理告訴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

　　該基金人士介紹，即使企業雙方談判成功，但是由于涉及控股權轉讓，國資委在審批上就不會放行。這一硬性規定，早幾年曾使得大批民間資本徹底失去了參與國企改革的機會。

　　不過，“新36條”也指出，“民營企業在參與國有企業改制重組過程中，要認真執行國家有關資產處置、債務處理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政策要求，依法妥善安置職工，保證企業職工的正當權益。”

　　這一規定，對于民企的影響力將非常大。“因為民企很難接受并安排好國企的員工，在員工安置這方面的談判，難度遠遠大于資金投入。”上述產業基金總經理表示。

　　但是，這一點只能由企業自行通過談判解決，國家政策將不會具體干預。(記者 湯白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