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曾寫到收入倍增計劃的關鍵是要補貼農業者的收入，這是城市化是否成功的一個側影。今日中國，政府用貨幣化驅動城市化，再通過城市化驅動高增長，就必然要面對國民經濟的“三升三貶”：貨幣加速貶值，資產加速升值；農產品相對貶值，工業品相對升值；農村經濟整體貶值，城市經濟整體升值。這“三升三貶”的經濟后果不言自明：若不采取適當的政策對農產品實行價格補貼，并對農村經濟的產業化給予政策性扶持，那么，國民經濟的城市化完成之日，就可能是農村經濟破產之時！

　　伴隨著農業者的產業化升級，在城鄉之間開始出現一個邊緣化的群體，他們既非城里人又非農村人，其中有許多人可能還保持著農村戶籍，但工作性質與收入來源早已脫離了農業，被稱為“農民工”。在城鄉之間游離的“農民工”，是能夠在經濟上自食其力的群體，但是沒有生活保障。政府若對農產品實行價格補貼，農業者的經營性利潤與城市房地產等行業相比就不會有如此巨大的差異，“農民工”群體是可能選擇回流農業產業的。顯然，社會不應該對這個群體的客觀存在視而不見，政府應該有兩套政策：其一，對農業者給予價格補貼；其二，為農民工提供房租補貼。最穩妥的辦法是雙管齊下，讓他們根據不同條件和個人意愿自由選擇。

　　補貼農產品的價格是“保障價”，補貼農民工的租金就是“保障房”，從理論上說，“保障價和保障房”都是政府和城里人“虧欠”他們的，因為市場經濟存在著市場化和非市場化的“城市剝奪農村”。市場化的“剝奪”是工農業產品之間的價格剪刀差，非市場化的“剝奪”是農村土地的城市化。價格剪刀差是自由市場本身的經濟規律，所以在歐美發達國家，農產品補貼政策幾乎已成為國際慣例。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就在于堅持了市場化的方向，以市場必然產生價格剪刀差為依據，農產品的價格補貼就是市場化的選擇。

　　農村土地的城市化，多數是被政府以極低的價格收購或征用的。由于資本市場的發展，貨幣的流動性不斷通過資產交易而轉化為資產的流動性，現代產權制度事實上已不再主要保護財產，而是主要保護財產的交易權，財產權和財產交易權的分離在中國創造了一個土地所有權的制度性缺陷：產權分置。就像中國股市的股權分置一樣，土地的使用權也被劃分為可流通的“大產證”與不可流通的“小產證”。如今我們看到，在同一個城市或地區，沒有交易權的“小產權房”與有交易權的商品房相比，同類房產的估值與價格會相差數倍乃至數十倍。政府從農民手里征用土地再轉賣到房地產市場上，直接或間接地獲得了暴利，從土地收益中拿出一部分來補貼農業者和農民工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農產品的價格補貼是補在產品上的，對農民工的住房保障應補在房租上，二者的共性在于都是價格補貼，均不涉及關聯產權，并且都會直接改變被補貼者的收入現金流。在本輪房地產的政策調控中，可以清晰看到雙軌統籌的房產政策思路，所謂“雙軌制”，無論是在哪一個領域，都是一手交給市場，一手交給政府。商品房的定價權交給市場，保障房的定價權交給政府，所以對農民工提供的保障房應該由政府負責，房租補貼的來源及標準均由政府決定。重慶市的公租房政策是很好的嘗試，公租房面向有工作的群體，包括了進城務工的農民，說明政府對農民工的保障意識已經覺醒。

　　和諧社會的經濟基礎是市場經濟，但市場必然擴大兩極分化，使和諧的市場生產著不和諧的貧富懸殊。在我看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在市場化的道路上探索遏制兩極分化的方法，從而克服不和諧的貧富懸殊。簡而言之，市有法，物有權，勞有得，工有居，商有利，財有稅……讓市場經濟自由流暢地演繹各種和諧主調與不和諧變奏的交響樂。(金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