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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石 讓

　　前些年，美國新聞界發生過一樁至今讓人倍感困惑的悲劇。一位攝影記者，他的名字我已經忘了，拍攝了一幅反映非洲某國發生大饑荒的新聞照片，照片畫面是一只禿鷲盯著一個瘦骨如柴瀕臨死亡的黑人孩子，或許是因為看到了這即刻可食的新食物，禿鷲的眼睛也似乎格外發亮。這幅照片獲得了美國新聞界最高獎普利策獎。接著輿論就來了，說這位記者拍出這樣的照片，其藝術成就與新聞價值再高，也是拍攝者缺乏人類道德的表現與結果：這位記者為什么不丟下相機而給那個快餓死的黑孩一壺水、一塊面包？為什么不救那個孩子于死神的鐮刀與禿鷲的喙爪之下？一個孩子生命的價值難道不敵一幅新聞照片或一個新聞獎項？這位記者對輿論解釋說，當時非洲該國餓殍遍野，到處都是死亡，外界援助不過是杯水車薪，面對災民的死亡誰也束手無策；當他懷著沉重的心情離開當地災區，當執行任務的飛機已經發動，在他正要登機時，他看到了這幅令人心碎的人間慘象，就立即回頭搶拍下來，而后不得不迅速離去。但是輿論沒有因為他的解釋而停息，最后這位記者以自己的生命而謝天下：他自殺了。

　　今天我想起這起發生在美國的舊事，是因為看了海南日報一篇《記者的恥辱》文章。那位美國記者死了，但他的死并沒有為解決新聞記者的道德與職業難題畫上一個句號。而這樣的難題，現在又不幸落到了中國新聞社一位記者的肩上。海南日報文章的作者“曉劍”，對中新社記者的一篇報道作如是說：

　　“新一期《新聞周刊》(5月10日—16日)有一以大號字作為標題的文章《海口色情交易大曝光》，配有6幅照片，用數千字描繪了海口街頭、店鋪、過街天橋等地一些骯臟下流的性買賣狀況。在建立健全法制和狠抓精神文明建設的今天，這本無可非議；對寫這篇文章的那個叫常×的記者，我當然也是懷著深深的敬意。”

　　“然而，在讀罷文中‘兩條大道畸形夜，花季少女遭摧殘’一節時，我被這位記者缺乏起碼的正義、勇敢、良知和職業道德感到震驚了!他們(她們)竟然目睹著一個十五六歲的處女被老鴇送至一個嫖客手中，任其被帶進一家星級酒店慘遭一個六七十歲老頭的蹂躪，而且居然還有心和有時間向那個老鴇采訪‘開處要多少錢’，如同身邊發生了大火，不去想辦法救火，卻悠然自得地去詢問為什么會著火一樣，也如同看著一個歹徒在殺人，不去想辦法制止，卻急不可耐地去詢問歹徒為什么要殺人一樣。面對著這種情況，稍微有點良心的人都會想方設法去制止這罪惡的發生，而這位記者和其同行者卻表示‘無力解救女孩，只好憤憤離去’。”

　　“該憤憤的是我們這些讀者!你(指常×）和你的同伴為什么不能沖進酒店，去當場抓住那個六七十歲的老頭?你為什么不能馬上打110報警?你為什么不能向酒店的保安通報?你為什么……”

　　“制止違法行為的進行是一個公民起碼的義務和責任。從司法實踐上講，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在六七十歲的老頭和老鴇談好了‘開處’費之后被帶進星級酒店，可以說是違法行為已經進入實施過程。我們不要求常×有冒著生命危險(并不存在)去中止違法行為的大無畏精神，而僅僅給110報個警應該是輕而易舉之事吧。按此文編后感言所云‘從包括我們記者在內的各條渠道匯聚的信息來看，海南警方數年來堅持不懈打擊此起彼伏的黃潮’，因而我們可以斷言，海口的110接到報警后必會迅速出擊，使這個少女獲救!令所有記者汗顏的是，做為記者的常×什么也沒有做，只是寫了一篇洋洋數千字的文章，不知換取了多少稿費。本來，常×的一個電話或一聲吶喊(因為老鴇和嫖客肯定比常×的心理更為緊張和虛弱)，就可以讓這名少女的生活和她的大多數同齡人沒什么兩樣，而他沒有，于是這名少女的一生就永遠蒙上了陰影，不知常×的心靈上會不會也蒙上陰影。從這個意義上講，常×根本不配做個人民記者。”

　　“記者寫揭露陰暗面的文章，其出發點應該是喚起人們的良知和憤慨，引起有關部門的警覺和關注，使危害社會正常生活秩序的丑惡現象早日消除。然而，當罪行就在采訪的記者身邊發生，他能夠制止卻不去制止，只是袖手旁觀甚至揚長而去時，那他寫這種文章的意義又何在呢?我們完全有理由懷疑他的動機及目的性。”

　　是啊，“曉劍”先生的問題要是落到到我自己的頭上：當我“目睹著一個十五六歲的處女被老鴇送至一個嫖客手中，任其被帶進一家星級酒店慘遭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的蹂躪”，我會“居然還有心和有時間向那個老鴇采訪‘開處要多少錢’”嗎？我會報110、會去找保安嗎？會“無力解救”“憤憤離去”或“袖手旁觀”“揚長而去”嗎？會以“一個電話或一聲吶喊”免除一個少女“一生就永遠蒙上了”的“陰影”嗎？我真不知如何作答。細想自己不知如何作答的原因，卻十分的復雜。

　　首先是怕“黑”。據一些社會學家的調查，并聽到海南游歷的人士講，性交易在海南可謂司空見慣，我想，中新社記者的報道，也就是想調查與證實這樣的事實吧？在一個以性市場聞名的地方，如果有外地人向當地保安或警察舉報有人嫖娼“開處”，當地保安與警察若不是他們的保護者猶可，若保安與警察恰恰就是他們的后臺，那么這位舉報者就可能得到的不外乎兩個結果：一是，如果當地保安與警察還可算是厚道的，他們會以為這樣的外地人是傻得如此可愛而置之不理；一是，如果當地保安與警察是又黑又狠的，那么就可能會把舉報者當作嫖客抓起來進而處理。所以我想，中新社記者如立即舉報，或可能完成一樁義舉，而如果是我這類對什么事也抱三分懷疑且又膽小怕事的，首先就會考慮到黑保護傘關系而退避三舍，遑說對之進行采訪。所以，盡管自感道德不安，因害怕萬一舉報不成卻把自己給繞進去，就只好作罷，只得“憤憤離去”。

　　其次是怕舉報反而對那位少女傷害更深。盡管常記者所說的少女是否是處女、是否是十五六歲的未成年人，我都心存疑慮，但是一想這個處女為什么會自愿任一個70多歲的老頭蹂躪呢？就更存疑心。若她是白毛女似的被逼的，那么作為記者猶可充當解放軍而解救這樣的階級姐妹于水火之中；但如果少女是為錢救父母癌癥一類的賣身者，如果記者就此不假思索舉報了，似乎表面是“救”她，實際上又會不會更是毀了她？她原本指望著的可能得到的血淚錢不僅成了泡影，而更要命的是，她反而要因此付出多少千元的罰款、多少月的勞教。記者可能因為舉報成功，打掉一筆骯臟性交易，自己不僅從海南真正洋洋自得地離開，并且回京還可在自己稿件中增添上見義勇為的光鮮一筆，更顯記者自己的道德與良知，同時，還或可能得到更多的稿酬甚至榮譽上的不意回報，但是也可能在事實上，這種見義勇為的舉報將毀掉少女原本可能靠自己維持的家庭、甚至使其可能已病入膏肓的親人撒手人間。

　　記者一般還不是富翁(故現在就有人嘲笑記者為了幾塊錢破稿費已然是“包打聽”似的，記者不僅要受冷嘲熱諷，還要被罵得狗血噴頭)，記者在舉報這類事情的同時，不管其財才如何，還可能對其進行經濟上的援助，可是如果記者捐獻自己身上的幾個錢卻又不能救其急，且記者因此寫的稿件又被斃掉，不能發動社會對這樣的處女進行援救，那么，記者因為好心辦壞事而事實上毀了一個家庭，記者的良心又怎能安寧？

　　此外，有媒體報道稱，中國也出現了前衛的另類少女，一如日本最開放一派的，在自己同伴中炫耀自己交了多少年齡序列從多少至多少的異性。中新社記者遇到的少女若是這種情況，記者的舉報就會被那個少女反而認為是“不道德的”，這種出于“性道德觀”上的舉報，對少女又有何原來的“救助”意義可言？不過作為理想道德觀的信仰與堅持者，從打擊丑惡現象角度出發，這也應該舉報的。

　　總之，這世界是如此復雜，一個很小的事情也會出現無數種可能。而我們或者中新社記者，能在一次偶遇中就可以確定自己所面對的情況是人間無數種可能中其中確定的一種？至少我是不能。因為不能，也就只好以想象中的各種具體的道德來安慰自己，也就是覺得自己“無力解救女孩，只好憤憤離去”。故在我看來，舉報性買賣與解救處女固然是見義勇為的道德之事，但是由于種種復雜的社會背景，現在卻已經完全成為記者生命中所不能承受之重。特別是在中國，“新聞法”的缺位使記者不僅可以屢屢被打，而且可以被屢屢投之牢獄。中新社常記者到海南采寫性交易這類新聞報道，卻被指責為“不道德”，這樣的道德判決，常記者的肩膀是否能抗得住？

　　記者所面臨的這樣道德上的尷尬，其實又怎么不是這個世界上這個社會中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面對的難題呢？一些真誠苦干的社會支柱和脊梁，因為可能被查找到道德上的可疑污點，他們就可能被打入十八層地獄；而一些虛偽奸滑的社鼠城狐，卻由于慣用道德的放大鏡與權杖審查甄別誰可投入地獄，卻可由此永遠擔任著社會的審判官。美國的那位記者在美國社會的情境中自殺了，中國的記者如有不能曠達的，不也將可能面臨同樣的境遇嗎？

　　在無數自相矛盾的法律與道德規則下，人間總是上演著無數悲劇、產生著無數犧牲。法律家與道德家們執著于抽象的鐵則，而往往不屑追究隱藏在無數種可能的事實之后的深刻原因。對于美國那個死去記者來說，為什么地球上、人世間會有非洲大饑饉？為什么人間有如此人命不如禽獸的慘劇？這個國家的其他人、其他國家的其他人對這些即將餓死的人正在作或曾經作過什么？為什么它們是以這種境況而達到了生命的終點？是天災，還是人禍？是因為資本主義的戰爭，還是因為歷史種族主義的沖突？面對這樣的境況，表現發現與揭示它們并告訴這世界上歌舞升平甚至正在以某種方式吃人而不自覺的人這樣的真實，原本非有大道德者、大毅力者不能為之。那位美國記者以自己作品做到了這一點，最后他又以死來證實了這一點。

　　就“常X”記者描述海南性交易而言，我想他不外乎是想告訴我們中國性交易的一個真實的典型案例，從而使我們自己提問中國為什么會產生“黃潮”，為什么中國會需要那么多人造處女膜，為什么中國也會出現一幕幕人間悲劇。這雖然不具有美國記者新聞照片的的國際背景上的意義；但對于我們社會卻是極其有價值的：這是不容忽視的社會存在，我們所有記者可以對之視而不見，或唯恐避之不及，以實現自己在法律與道德上的完全符合的要求，但是中國社會就會出現自欺欺人的甚至“盲人騎瞎馬”的結局。單單因為他已經把事實的真相告訴了我們全社會，對于所有愿意保持清醒與理智的中國人來說，這又怎么不是中國記者的真正驕傲？

　　摘自:《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