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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名遠揚的張君、李澤軍暴力搶劫團伙成員5月20日走上斷頭臺；“9·1”大案的偵破和審理報道正慢慢降溫；曾受驚駭的常德、重慶、武漢、長沙的群眾已慢慢淡忘了那血腥的一幕，這些繁榮、美麗的城市正恢復先前的平靜與安寧。

　　我卻平靜不下來，因為我是最早趕赴“9·1”案發現場的記者，那一具具血淋淋的尸體時常定格在我眼前……

　　我無法平靜下來，在全國報道“9·1”案的新聞記者中，我是惟一獲準待在湖南警方指揮部度過了37天偵破期的，那酷似戰爭的一幕幕畫面讓我感慨萬千……

　　我不可能平靜下來，2001年1月18日，中共常德市委隆重召開慶功祝捷大會，由我的名字領頭，市委嘉獎了50名有功之臣，一個碩大的問號至今還留在腦海里，我只是一名記者，他們都是參戰的警察，我怎幺能分享他們的殊榮？

　　這些天，“9·1”大案的槍聲再次響起，不過這次是人民射向惡魔的槍聲，此時作為一個見證“9·1”大案的記者，我想追述一下當初的一幕幕，以此獻給新聞同行，獻給功臣名單上沒有名字的功臣們。

　　第一次認識警察

　　2000年9月1日下午6時，我和朋友正在一家西餐廳吃西餐。下午6時6分，城市上空傳來槍聲，朋友漫不經心地說：“禁炮這幺久了，這些人膽子這幺大，不怕罰。”我開玩笑說：“這是給我們的晚報放新聞呢？”這時，服務員端來“三明治”，我剛夾上一塊，我的手機響了，一個不太熟悉的女孩聲音闖入耳膜：“你是貴記者嗎？告訴你，德暉賓館那里發生了槍戰，有人被打死了……”

　　我幾乎不相信這是事實，我干這行16年，專門和政法戰線打了16年交道，報道過那幺多大案要案，從沒遇上這幺大的事情。不論消息準確與否，我抓起一塊面包，沖出店門，攔住一輛“的士”直奔德暉賓館，同時，我撥通“上司”劉雅玲主任的電話，匯報這一信息，并請求她帶照相機過來。

　　下午6時10分，我來到北站分理處，看到幾具尸體倒在運鈔車前后，大廳內有一具尸體，地上留有幾顆子彈殼，地上幾頂鋼盔上還穿著孔，我拿出紙和筆記錄著現場的一切，然后又隔著營業所的欄桿，向驚魂未定滿臉煞白的兩位營業員詢問發案的情況。這時，劉雅玲主任趕到現場，我返身出門找她時，猛聽見一位110警察的步話機響起：“‘部糧機’這里有一輛桑塔納，玻璃上有子彈穿的孔，前邊被撞壞了……”這位警察跳上車和另一位開車的警察拔出手槍，朝圍觀的人群吼道：“快讓開……”這時，車在啟動，車側門還未關上，我飛身跳上去，車上同時又上來了一名電視記者和我的同行徐禮美以及市公安局宣傳干部吳林芳。徐禮美拉著我坐在他的膝蓋上，這時，我的身體已離擋風玻璃很近，而兩名警察手上僅有兩把手槍，而據目擊群眾說歹徒不僅有手槍，還有搶來的微型沖鋒槍和大批子彈，我逐漸感覺到一種恐懼，一旦接近歹徒，發生槍戰首先倒下的是我。這時，前排警察將車上僅有的一件防彈衣丟給我，我又順勢讓給了后排的同事。

　　僅三分多鐘，我們發現了張君搶劫的湘JX1128“的士”，司機位上有大攤血跡，警察迅速下車訪問群眾，群眾告知有四人分兩批下車往人民路方向逃竄，我們又迅速趕往人民路，然后按群眾指點往郊區的蘆荻山鄉方向追去，我們瞪大著眼睛，努力在剛剛降下的夜幕中搜索著一個個可疑的人。在返回途中，我們突遇一輛桑塔納，車上坐著四個彪形大漢，警車一頭迎面開上去，桑塔納一個急剎車，兩名警察端著手槍從兩側靠上去，叫那四人拿出身份證并進行審查，這時我們心里十分緊張，萬一這是歹徒，我們手無寸鐵的記者和兩支手槍的警察是對付不了武裝到牙齒的歹徒的。穿著防彈衣的徐禮美悄悄問我怕不怕，我說：“哪能不怕呢？但一個記者一輩子也難遇上這幺一個令人害怕的新聞呀！”

　　解除盤問后，我迅速趕回指揮部，立即寫下：“我市發生驚天劫案，七死五傷血濺街頭”的消息，市公安局局長傅少祥審簽了第一位記者的首篇報道，市政法委書記戴軍勇，當時的常務副市長陳君文對我補充說：“加上懸賞20萬，獎勵舉報和協助緝捕的群眾。”

　　當我想起那兩名至今不知姓名的警察時，我心里坦然許多，使我加深了對“你是誰？我都知道你為了誰？”這句歌詞的理解，也是第一次認識了警察，一批在生死關頭毫不猶豫沖上前的警察。

　　和李澤軍打交道

　　幾天后，我真的和李澤軍本人打起了交道。

　　那天，秋日高照，警方把李澤軍從一看守所提出來，去保河堤、蒿子港、黑山咀三地搜查殺害胡夢廉夫婦的證據(“8·15”案)，李澤軍拖著沉重的鐵鐐，銬著雙手被武裝押出監門，他戴著手銬的兩只胳膊被左右兩名武警挽著，不準動彈。前面兩部警車開路，后面還有一輛警車保衛。臨行前，看守所所長陳常德再三交代：“不要讓犯人的手腳破皮。”前面的指揮車還通知：在市區行駛，不準開警燈、鳴警笛。

　　約一個半小時，車隊到了離保河堤鎮還有200米遠的一塊棉花地停了下來，李澤軍在玻璃窗內，指著左邊的棉花地告訴警察，8月15日晚，他們就是在這里將胡夢廉夫婦拖到棉花地里用安裝了消聲器的手槍槍殺的，李澤軍說：“當時將胡夢廉拖下去的時候，胡知道死到臨頭，就是不肯走，是我將他捆著拖下去的。”

　　我和民警們一排站好，按照李澤軍指出的大概方向，像梳子般搜過去，撥開棉埂，睜著雙眼，搜索著張君槍殺胡夢廉遺留下來的子彈殼。當時氣溫還很高，我們搜得汗流浹背，李澤軍見我們沒搜到，又回憶附近的另一處棉地，我們又分組進行了一次搜查。附近津市市公安局的民警也趕來支持搜索，并帶來了一車盒飯。

　　這塊棉花地，我每年都要經過幾十次，安鄉縣是我去過次數最多的縣，而且我曾在當年4月份，對胡夢廉的政績進行過報道，他曾送給我兩條“芙蓉王”香煙，被我謝絕(因我當時曾要求他在《常德日報》上做廣告)。沒想到廣告沒做成，我8月18日到安鄉采訪時，聽說他神秘失蹤了。當時我迅速趕到安鄉農業銀行，市支行熊副行長正在那里調查此事，他告訴記者，安鄉農行賬面上沒發現胡有攜款外逃的疑點。

　　出于新聞敏感和關切胡夢廉命運的考慮，我一直等到8月30日，忍耐不住焦急的心情，在《常德日報》發出了“安鄉農業銀行行長失蹤”的消息。見報第二天，公安人員就在沖柳大堤的河灘上發現了胡夢廉夫婦的尸體。第三天，常德發生了驚天大劫案。

　　警察背后的無名英雄

　　“9·1”大案的偵破，沒有費一槍一彈，也沒傷一警一民，除了各級領導的決策正確和警察的足智多謀外，數以萬計的老百姓和武警戰士擰成了一股繩來支持偵破工作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9·1”大案的37天偵破期，我除了參加行動外，許多日日夜夜都是在指揮中心度過的，那里不僅可以最快獲取信息，也可以隨時出發跟蹤采訪。指揮中心由常德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殷忠德日夜領隊值班，處理一切信息舉報和調度警力，殷副局長對我這個破例留在指揮部的惟一的記者很關照，他本來很少抽煙，卻拿了幾條煙來與我分享，以此抗拒疲勞。指揮中心多條信息就是在這里匯總的。四部電話機和七部電臺交替或同時響起，值班人員忙得汗流浹背，在這些電話、電臺里，全國各地的群眾向指揮中心舉報，他們那里發生的與“9·1”大案有關的線索，而往往核實一個線索，公安民警要付出很大的代價。9月2日，我的一位記者同事先后兩次給我打電話，他從出租車司機那里聽說鼎城區肖伍鋪山上發現一部“的士”，車上有明顯搏斗痕跡，殷副局長當即指揮鼎城區公安分局緊急出動，后來搜索了幾個小時，沒有發現此“車”。由此可推斷，這一萬多條信息，我們各地公安機關要付出多大代價。

　　群眾的熱情使我難以忘懷，那些天，許多老人、孩子、婦女、青年工人經過崗哨盤查，找到指揮部來反映他們發現的可疑情況。走的時候，他們總是深情地握著警察的手，叮嚀一定要早日破案，為民除害。

　　那些天，無數的“的士”司機只要聽說乘客是記者或者警察，總是拒絕收費，他們都說，早日除害也是為了給我們的同行報仇。

　　那些天，我們成千上萬的民警、武警冒著傾盆大雨在各哨卡巡邏、盤查，無數人病了、餓了、困了從不講一句牢騷話，而當地人民群眾在這個時候總是主動為他們送藥、送茶、送飯。

　　那些天，我每晚12時總要和換班回來的武警戰士在公安食堂吃一頓米粉，即便他們很餓，但排隊端粉，總是互相謙讓。

　　9月7日，指揮部根據可靠情報，在橋南發現了3號犯罪嫌疑人陳世清，指揮部決定大兵壓境，對207、319國道實行戒嚴盤查。那時候，橋南圍聚了一萬多群眾，所有警種都全副武裝，那些平時文文靜靜的民警們這時都提著沖鋒槍，逐輛車進行檢查，橋南成了人民戰爭的海洋。當夜幕降臨時，氣溫突然下降，狂風大作。指揮部決定對德海花園后面近300畝的荒草地進行搜查，在實行了大包圍后，我們幾名記者和公安小分隊開始進行包圍圈搜查，我拿了一個長棍撥弄荒草，只希望自己是第一個發現陳世清的人，但到了晚9時，我們和警察走散，開始害怕起來，這時有個老百姓從很遠的地方走來，給我披上了一件夾衣，當時我激動得要命，再也不害怕了，前些天我費了好大氣力，才找到這件衣服的主人。

　　37天的偵破期，我幾乎和外界中斷了聯系，妻子、姐姐、弟弟、朋友都不知道我在哪兒，只是每次打電話給我叫我注意安全，我總是一聲謝謝就掛了電話，他們有時想打聽“9·1”大案的情況，特別是全國百余家新聞界的同行經常打電話約我吃飯，談點情況，我都以不知道情況，搪塞過去。一直到張君被抓的那天晚上，我才興奮得像個孩子般地逐一向每個親屬、朋友、同行告知這一特大喜訊。

　　張君落網的那天下午，指揮部再次下達緊急通知，所有警務人員要帶武器，每個企事業單位要值班防護，因為重慶方面報告：抓張君時，沒見到他的人影，有可能潛回常德(實際上張君去重慶外科醫院)。晚9時30分，我和交警支隊副支隊長黃隸華正在他辦公室說話，他正檢查自己的武器，突然我接到指揮部電話，張君在重慶落網了。我一下沖出門外，電梯都等不得了，跑下樓梯“打的”趕到指揮部。指揮部內，省公安廳的領導正在和重慶警方通話，核實有關情況。當這位領導放下手機時，全場歡呼雀躍，我目睹了這樣一幕：市公安局局長傅少祥將手中的香煙像天女散花般撒向所有的人；市政法委書記戴軍勇平時一臉嚴肅狀，這時也突然像個孩子般拍拍這個肩，摸摸那個臉；還有幾位副局長大聲嚷嚷：“咱們喝酒去……”

　　我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馬上一一打電話給我每個要好的人和親屬，特別是告知報社總編室，留好版面。

　　“9·1”大案的偵破期，我留了許多珍貴的史料和圖片及新聞，成為我新聞生涯中的一個重要經歷，它不僅豐富了我的人生，而且也為我敬業的媒體填補了一個空白。

　　(《人民公安報》2001年5月25日 作者《常德日報》記者貴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