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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蔣介石 2000年8月25日 10:03
說這話的人早已作古，但懷念他的人越來越多。或許政治之事是非成敗轉頭空，沒有復雜恩怨過節的一代回首看以前的事，總傾向于捕捉一些愉快的感覺，胡適博士就像那種典型，像一瓶老酒，越老越醇。他的思想，他的為人，沒有什么戰斗氣息，所以在那滿懷挫折感的年代，很容易被視為裝模作樣，沒有誠意，可是當人們厭煩戰斗，希望好好發展，找出長治久安之道時，胡適如沐春風的輕緩調子，就讓人感到很舒服。 胡適的自由思想依賴的是理性與實證兩大支柱，在現實政治中這很難做到，或者說很容易被誤解。因為爭取思想與言論自由的努力一旦遭到當權者的強力鎮壓，很容易轉化為革命的情懷，熊熊燃燒，然而革命所要求的組織紀律和思想的純化勢必又與言論自由的原則抵觸。 因此，爭取思想和言論自由，卻又拒絕和滿腔熱血的革命者站在一起，在當時的社會氣氛中很容易被看成偽善和言行不一，其真知灼見通常要過了幾代才被充分體會出來。 1948年12月14日夜，北平已處于解放軍的包圍中，蔣介石于翌日派了飛機到北平，接胡適夫婦和幾位學人及眷屬南下。17日，蔣介石夫婦在南京官邸請胡適夫婦共進晚餐，并且為胡適做生日。在中原板蕩、江山易手之際，胡適手中無一卒一兵，蔣介石仍對其百般禮遇，其敬重程度可見一斑。胡適與蔣介石關系之親近，似乎人人皆知，胡適是蔣的支持者，但拒絕做大官，而是自許為諫友，但是胡對蔣究竟忠言逆耳到什么程度？外界并不得而知，一直到了1990年胡適日記公開，人們始一窺其貌。 1949年后，國民黨退守臺灣，為了站穩腳步，對內加強整肅，樹立蔣個人的權威，胡適由大陸赴美國講學。1951年5月，胡適卻從美國寫了一封長信給蔣，勸他想想“國民黨自由分化，分成幾個獨立的政黨”，而且第一要件是要“蔣先生辭去國民黨總裁”。1952年9月，胡適再寄一封長信給蔣，直言：“民主政治必須建立在多個政黨并立的基礎之上，而行憲四、五年來未能樹立這個基礎，是由于國民黨未能拋棄‘黨內無派、黨外無黨’的心理習慣……言論自由不是憲法上的一句空話，必須由政府與當國的黨明白表示愿意容忍一切具體政策的批評，并須表示，無論是孫中山、蔣介石，無論是三民主義、五權憲法，都可以作批評的對象。” 1952年底，胡適應蔣介石之邀到臺講學，在公開的演講中，他以批評共產黨為主題，可是與蔣私下會晤中，胡又說出他另一面的看法。1953年1月16日，胡適在日記上寫道：“蔣公約我吃飯，7點見他，8點開飯。談了共兩點鐘。我說了一些逆耳的話，他居然容受了。我說，臺灣今日實無言論自由。第一，無人敢批評彭孟緝時任臺灣省警備司令。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第三，無一語批評蔣總統。所謂無言論自由，是盡在不言中也。我說，憲法只許總統有減刑與特赦之權。而總統屢次加刑，是違憲甚明。然整個政府無一人敢向總統如此說最奇怪的，是他問我，召開國民大會有什么事可做？我說：‘當然是選舉總統與副總統。’……他說：‘請你早點回來，我是最怕開會的’這最后一段話頗使我驚異。難道他們真估計可以不要憲法了嗎？” 胡適所言并非只是“忠諫”，實際上也是30年代以降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一貫的思路，他們相信代議政治、多黨政治、言論自由等等。一些人不僅誠心誠意，而且身體力行。1949年以后，這些知識分子不管留在大陸，或去了臺灣，仍繼續履行這種信念。在臺灣，最具代表性的應是雷震。國共內戰期間，雷震曾任制憲國大的秘書長，負責各黨派的溝通協調，受到蔣介石的信任。1950年，國民黨在臺灣進行改造，雷震曾深入參與各項籌劃工作，希望透過國民黨的改造以收攬人心。他邀請了胡適、王世杰、杭立武等自由派知識分子創辦了《自由中國》，由初期的宣揚反共慢慢變成鼓吹多黨政治，吸引了大批的年輕作者，言詞日益犀利，成為言論自由的重鎮。1951年，雷震在國民黨改造委員會會議中提出報告，主張廢除學校三民主義課程和軍隊黨部。雷震與胡適等人的思維一致，他們相信國民黨在臺灣轉危為安的惟一可行之道就是記取在大陸專權的失敗，徹底開放言論自由，實施多黨民主政治，不過國民黨當權者的想法卻剛好相反。他們認為國民黨在大陸的失利，正是因為太民主太自由了，讓這些烏鴉嘴信口雌黃，破壞黨和領袖的威信，導致人心渙散，讓共產黨有機可乘。 雷震在日記中記下這一段：“3月29日，上午至忠烈祠，到后不久，遇到蔣經國，彼即邀我去談話，彼即開口：‘你們有個提案，要撤消軍隊黨部是不是？’予答不錯，并云今日軍隊有政工人員，何必再來另一組織之黨部，彼云：‘你們是受了共產黨的唆使，這是最反動的思想’。予正擬申辯間，彼又謂：‘這是最反動的思想，你們這批人，本黨不知吃了多少虧，今日你們仍不覺悟，想來危害本黨，……”不久后，軍隊的改造委員在圓山就職，蔣介石在文武官員面前公開批評雷震是“與匪黨及漢奸無異，為一種寡廉鮮恥之行為！” 受到蔣氏父子嚴斥的雷震頓時清醒過來，不過他并沒有退縮，反而藉由《自由中國》雜志針砭時弊，用詞越來越激烈，與當局形成對抗的局面。事實上，雷震等人與胡適的想法并無二致，但雷震直接面臨當局強大的壓力，胡適卻繼續享有禮遇。真正的區別并非因為胡適頭上頂著30多個榮譽博士的頭銜，海內外名氣太大，以致無人敢對他怎樣，而是胡適始終保持政治上的謹慎，盡管他對蔣的談話比雷震更直率，但那究竟是私下的勸言，并不對蔣的公開領導威信構成挑戰。 不過胡適對《自由中國》的支持卻是公開的，這種支持不必然是政治上的，而是堅信言論自由是促進社會進步的重要因素，那怕是一些過激的言論都可在民智的增長中自然地溶解。由于這種理想主義的號召，由大陸來臺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形成《自由中國》的強大陣線，由于把直言不諱當成某種榮譽，用字遣詞也就毫無遮掩。 1958年4月，胡適應蔣介石的邀請來臺定居，并且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就地利之便，胡適對雷震等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支援有增無減。1959年至1960年間，《自由中國》不僅火藥味十足，甚至計劃將其對民主政治的信念付諸實踐，要將原本的“清議”變成權力重新分配的具體行動，這就逾越了當局容忍的極限。這兩年的政治大事主要是國民黨準備修憲，讓蔣介石三度連任總統，另一件是雷震準備聯合本省的政治人物組成反對黨，以行動實踐思想。對于蔣介石的連任，《自由中國》直言強烈反對，其社論明指：“如果臺灣真聽任修憲運動者一味硬干到底，則將不再承認自由中國政府為合法政府了。” 這段期間，胡適請張群代轉蔣介石有關他的看法，1959年10月15日，他在日記中寫著：“(一)為國家的長久打算，我盼望蔣總統給國家樹立一個‘合法的、和平的轉移政權’的風范。不違反憲法，一切根據憲法，是‘合法的’。人人視為當然，雞犬不驚，是‘和平的’……(三)如果國民黨另有主張，他們應該用正大光明的手段明白宣布出來，決不可用現在報紙上登出的‘勸進電報’方式，這種方式，對蔣先生是一種侮辱；對國民黨是一種侮辱；對我們老百姓是一種侮辱。” 然而知識分子的諍言面對最高權力的操作似乎微不足道；相反地，30年后當人們知道了胡適可以用這種方式跟蔣建言，都感到十分驚訝。當然，蔣介石繼續做了他的總統，而且雷震的問題已經進入了攤牌的時刻。 1960年9月4日，蔣介石終于下令逮捕雷震，同時被捕的還有《自由中國》的工作人員劉子英、馬之和傅正，劉子英被指控為中共特務、馬之和傅正則是意圖非法顛覆政府，散布反政府言論。雷震則被控“知匪不報”和“連續以文字為有利于叛徒的宣傳”。盡管這些都是明目張膽的羅織罪名，但不幸的，政治似乎就是如此。10月8日，雷震經國防部軍法處審判處有期徒刑10年。劉子英、馬之分處12年和5年，傅正3年，《自由中國》遭到停刊。這就是轟動一時的雷震案。 對于雷震案的發生，胡適心中十分沉痛，甚至愧疚，因為他畢竟是《自由中國》直接掛名的顧問，而且雷震一直受到他的支持與鼓勵。案發后，胡適一直在等待一個機會面告蔣介石，11月18日他借著向蔣報告學術會議的狀況一吐為快，兩人甚至一度出現爭辯。這一天胡適的日記留下了重要的史料： 我忍不住說：我本來對岳軍先生(張群)說過，我見總統，不談雷案。但現在談到國際形勢，我不能不指出這三個月來政府在這件事上的措施實在在國外發生了很不好的反響。我在9月4日早晨，已在大使館(編按，臺北“駐美大使館”)看見沈外長(沈昌煥)的長電報了。他說，此事曾經過了長期慎重考慮，政府深知在今日國際形勢下此事必發生于我不利之反響，但事非得已，不能不如此辦。我已見了這電報，我還不敢不說話，還打了兩個電報給副總統(陳誠)，后來還寫了一封長信給陳雪屏。我盼望這兩個電報，一封信，他們都報告總統了。 他說，口頭報告過。 我略說兩電報內容，都主張司法審判…… 我又略述給雪屏信中的主旨：沈部長長電說政府深知此案的不良反響。我說政府決不會“深知”。總統沒有出過國，副總統也沒有出過國，警備司令部的發言人也沒有出過國，他們不會“深知”此案會發生的反響……我說，關于雷震的案子是法庭的問題，我所以很早就盼望此案能移交司法審判，正是為了全世界無人肯信軍法審判的結果。這是一件很重大的案子。軍法審判的日子(10月3日)是10月1日才宣告的，被告律師只有一天半的時間可以查卷，可以調查事實材料。10月3日開庭，這么重大的案子，只開了八個半鐘頭的庭，就宣告終結了，就定期8日宣判了，這是什么審判？我在國外，實在見不得人，實在抬不起頭來。所以8日宣判，9日國外見報，10日是雙十節，我不敢到任何酒會去，我躲到Prir-ceton去過雙十節，因為我抬不起頭來見人。 總統忽然講一件舊事。他說，去年□□回來，我對他談起，“胡先生同我向來是感情很好的。但是這一兩年來，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雷震別號)，不相信我們政府。”□□對你說過了沒有？ 我說，□□從來沒有對我說過這句話。現在總統說了，這話太重了，我當不起。……10年前總統曾對我說，如果我組一個反對黨，他不反對，并且可以支持我。總統大概知道我不會組黨的。但他的雅量，我不會忘記。我今天盼望是：總統和國民黨其他領袖，能不能把10年前對我的雅量分一點來對待今日要組織一個新黨的人？ 時間已很晚了，我站起來告辭。總統很客氣的說，將來從南邊回來，還要約我再談。他送我到接待室門口，岳軍先生送我到樓梯道。 這是胡適日記中最重要的紀錄之一，回答了長年以來史學研究者內心中的疑問，在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中，胡適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他如何在支持蔣介石與支持民主政治之間創造某種恰如其分的空間？許多知識分子堅信胡適不能，認為他在關鍵時刻拋下朋友以保全自己，事實證明整個情況比單一的結論要微妙復雜多了。(摘自《老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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