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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審判》的誕生過程，涵蓋了中國電影圈民間籌拍一部主流大片的混亂歷程
★ 本刊記者/丁塵馨 ☆閻密 劉芳
導演高群書算是見過些世面的人，他也清楚拍電影對他而言首先是工作而不是夢想，可他還是期待這工作是“一次充盈著歡愛、情致、愉悅、酣暢的表達，一種混和著理智的鋒刺和感性的昂揚熱度的渲染”。
當他懷抱著這個夢想興沖沖地闖進中國電影圈的現實中時，才發現，他完全想錯了。
主流電影理想
一直做電視劇導演的高群書，總夢想著拍現代中國的主流電影，“我們現在有藝術片，有很大的商業片，但是惟獨沒有主流片。”他認為，“一個國家電影產業成熟與否的基本標志是：是否有穩定的以主流片為主的產業結構，比如美國，比如韓國和泰國。好比一具身體，現在我們就只有肢體，卻沒有撐起四肢的軀干。”
他想造中國電影“軀干”的野心不是憑空而來的。近兩年，高群書導演了《征服》《命案十三宗》《危險性游戲》等一系列相當“主流”的電視劇，都得到不錯的收視率和業界口碑。甚至在電視臺總編室的朋友跟他開玩笑說，高群書是最受投資商歡迎的導演。
機會出現在2005年4月，朋友打來電話，問他是否愿意拍一部審判二戰戰犯的“主旋律題材電影”。劇本叫《遠東國際大審判》(后電影改名為《東京審判》)，是關于1946年中國政府參與東京審判的題材。以中國法官梅汝王敖為主角。
這是一段對于中國人極為重要卻鮮為老百姓所知的歷史片段。梅汝王敖則是這段經歷中尤為關鍵的人物。而關于梅汝王敖在東京審判時的所作所為，比較詳盡的僅是梅汝王敖自己寫的半本日記，和另一本寫了一半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1946年5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二戰日本戰犯的審判開庭，梅汝王敖作為惟一的中國法官出庭。庭審歷時兩年零5個月，開庭次數達818次，是名副其實的“世紀大審判”。梅汝璈在法庭上態度強硬，據理力爭，最終11名法官就日本戰犯死刑問題投票，以6∶5的結果決定執行死刑，把包括東條英機在內的7名甲級戰犯送上了絞刑架。
在一般老百姓看來，這類題材的電影屬于弘揚民族優良品質、歌頌優秀人物、提高民族自豪感和增強民族凝聚力的“主旋律”影片，應該是由國家級的電影機構來投拍和運作，而且還屬于那種得拼命往里砸錢的大制作。此前的幾部愛國影片均是如此，像同屬于“抗戰”題材的《太行山上》，由八一電影制片廠攝制，耗資5000萬人民幣。
《東京審判》卻是一次純粹民間的操作，投資和創作均沒有任何官方背景。而國內尚沒有民營公司運作大型主旋律影片的成功先例。
可作為中國第一部二戰題材電影、重大歷史事件、個性鮮明的人物、強烈的故事沖突，加上國恨家仇，又鮮為人知，如此難得的電影題材很少導演會不動心。“梅汝王敖”“東京審判”“主流片”那些日子在高群書大腦里縈回不去。他想冒一次險。
高群書更愿意把《東京審判》定義為“主流”而非“主旋律”，在他看來，所謂“主流”就是傳達老百姓意志，“比方說，以前的《小兵張嘎》《南征北戰》就是主流電影，(雖然)它帶有很強的官方意志，但也帶有很強的人民意志，所以老百姓到現在都很愛看。但后來，大量有才華的藝術家，都去歐洲獲獎，卻忘了電影的本體是什么——電影是讓人民得意，而不是僅僅讓自己得意的。所以到最后，主流片斷檔了。”
他一直想接上這個檔。為慎重起見，他特意上網查了查投資方沙隆達集團的背景，網上資料給他吃了顆定心丸。
然而，高群書的這次充滿理想的電影之旅，以欣喜和憧憬開始，卻以幾近悲壯的方式收場。其間每一個失控的環節都反映了目前中國影視圈的混亂和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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